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校史研究組 林智源

　　一九一二年，中國天主教知名人士馬良（字相伯），英華（字斂之）聯名上書羅馬教廷，請求在中國創辦大學，當時未能實現。一九一三年英斂之在北京香山靜宜園創辦輔仁社，主要為培養各省教會中青年子弟，傳授中國文化知識，課程有中文、歷史、書法（即習字）等，招收學員數十人。輔仁二字乃取《論語‧顏淵》“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意。

　　一九二五年，羅馬教廷委派美國聖本篤會在北京創辦公教大學，學校沿襲英斂之在香山所辦的輔仁社之名，聘英斂之任社長，先成立國學專修科，作為升入大學的預科，是為輔仁大學的前身，一九二七年更名為北京輔仁大學。

　　從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五二年先後擔任校領導的有：

陳 垣
　　一九二六年一月廿八日受聘為北京公教大學輔仁社社長，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受聘為北京公教大學副校長、北京輔仁大學副校長，一九二九年六月任北京輔仁大學校長，直至一九五二年與北京師範大學合併。

奧圖爾 （ G.B.O TOOLE ）
　　美國人，一九二五年一月至一九二九年五月任北京公教大學、北京輔仁大學校長，一九二九年六月至一九三三年六月任北京輔仁大學校務長。

穆爾菲 （ J Murphy ）
　　美國人，一九三三年六月至一九三五年九月任校務長。

韓克禮 （ HanKeli ）
　　一九三五年九月至一九三六年九月任代校務長。

雷冕 （ Rahamann ）
　　德國人，一九三六年九月至一九四六年七月任校務長。

芮歌尼 （ Rigney ）
　　美國人，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任校務長。

英千里
　　一九三○年至一九四六年任秘書長。

張重一
　　一九四七年至一九五二年任秘書長。

劉復
　　一九二九年七月至一九三一年八月任教務長。

胡魯士 （ Kroes ）
　　荷蘭人，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教務長。

丰浮露 （ Feifel ）
　　德國人，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任教務長。

葛爾慈 （ Goertz ）
　　德國人，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任教務長。

高福德
　　一九二九年 任訓導長

伏開鵬
　　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六年任訓育主任、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任訓導長。

　　曾聘任為校董的知名人士，著名學者有：張繼、馬良、傅增湘、于斌、陸徵祥、張相文、陳大齊、沈尹默、胡適、翁文灝、于斌等四十三人。

　　北京輔仁大學從一九二七年建校時的國文、史學、英文、哲學（當年未招生）四個學系到一九四八年至一九五○年已發展到四個學院、十五個學系、三個專修科、六個研究所（文學院的中文學系、史學系、西語學系、社會學系、經濟學系，理學院的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學系，教育學院的教育學系、哲學系、心理學系、家政學系、美術學系，農學院的農學系，文史學研究所、人類學研究所、經濟學研究所、物理學研究所、化學研究所、生物學研究所，美術、貿易、保險專修科）。先後有八百餘位學有專長的學者專家在校任教，其中外國籍專家學者約佔三○﹪。有一萬二千餘學生在此學習。在校生從一九二七年建校時的一百四十餘人發展到一九四八年的三千餘人。從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共二十二屆本科畢業生四千七百三十六人，各研究所畢業碩士研究生七二人。為國家社會培育了大批高質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專家學者和實用型高級管理人才，不少校友雖然年事已高，迄今仍然活躍在各自的專業崗位上，為國家社會繼續作出貢獻。

　　北京輔大在上世紀四○年代已建成了從幼稚園、小學、中學（男部、女部）、大學、研究院所一整套完整、系統的教育體系，在教學上都各有所長，各具特色，可圈可點。

　　北京輔大作為中國高教史上的的短暫一頁，其二七年的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是高教史上的一筆珍貴遺產。歲月流逝，時不待我，我們將以只爭朝夕的精神，把這份珍貴遺產繼承下來，流傳下去，永不泯滅。

北京輔仁大學的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表現在：

（一）在中國政府立案，實行〝中國化〞的辦學方針，教育與宗教分離

　　一九二七年六月，北京公教大學更名為私立北京輔仁大學。六月一七日，學校呈文中國政府教育部請求認可，文中稱：“本校自成立以來，悉准　 大部成規，並無宗教課程，所收各生皆經試驗為准，教內教外珍域無分，一切規程實與部章無所違背，自當援照　大部外人捐資設立學校條例，請求許可，至副校長一席，開辦以來即聘請中國知名學者擔任與　 大部規定亦屬相符。”七月，教育部派員視察後認為：該校的雙重目標為 1. 引介西方學術及科學的最現代化發展； 2. 保存並復興中國傳統文化。他們建議政府准予登記立案。十一月三日，教育部批字五二六號文批復：“查該校由美國公教團體集資設立，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為宗旨，尚無不合，全校重要職務及重要學科均由本國人擔任，外人僅居輔助地位，亦與本部條例相符，應即准予試辦。”一九二九年六月，陳垣就任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遵照國民政府教育部“私立學校條例”的規定，又於一九二九年八月、一九三一年九月分別呈請並辦理了校董會和大學及中學的批准立案手續。

　　輔大建校伊始，即實行教學與宗教的分離，宗教不作為必修課程，司鐸書院不在大學註冊範圍之內，校園生活中提倡信仰自由，這些措施，突顯出學校的教育職能，這也是教育部批准立案的基本條件。當然，輔大作為教會學校，宗教的傳播任務並未停止，但教徒與非教徒師生在相互交往和共同生活中，“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相互切磋學問，相互尊重，營造了濃厚的學術氛圍，構成了團結奮進而持久的凝聚力。

（二）從國學起步，重視國學的教育與研究和中國文化的傳播

　　一九二五年創辦的北京公教大學沿用輔仁社和一九一三年的香山輔仁社一脈相承，首先設立的是國學專修科，主要講授中國文學、歷史、哲學、英文等課。一九二七年更名北京輔仁大學後招生的三個學系為國文學系、史學系、英文學系。在以後擴展的各院系中，國學（中文、歷史）佔有突出地位，這和學校的主持人有極其重要的關係，輔仁社的第一任領導人是英斂之，一九二六年一月英斂之病逝，臨終將社務託付給陳垣，這對輔仁國學的發展意義深遠。

　　陳垣校長在輔仁的地位是不同一般的，從行政上講，他是繼馬、英之後的學校實際創辦人之一，資歷最深；從學術上講，他當時已經以宗教史、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卓越成就蜚聲海內外。作為校長和學者，這兩個角色是相互影響的。陳校長的民族主義立場使他對推進中國學術文化的研究有一種強烈的使命感。在輔仁的有關章程中要求學生，“對於中國固有文化之特長，發揚廣大，以增長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則利用科學，救其弊，補其偏，務使習國學而毋故步自封，讀西籍而毋食歐不化，不托空言，斯裨實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圖者也。”据鄭天挺回憶，早在一九二一年他在北大上學時就聽陳垣講過“現代中外學者談漢學，不是說巴黎如何，就是說東京如何，沒有提中國的，我們應當把漢學中心奪到中國，奪回北京。”輔仁成立後，陳校長的這種決心更為迫切。翁獨健回憶說：“半個世紀以前，一九二八年，當時我是大學一年級學生，在課堂上聽到陳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說過這樣的話：今天漢學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搶到東京，我們要把他奪回北京”。學術文化的研究在這裡已經超出學術本來的意義，而是體現民族競爭和文化競爭的大事情。正因如此，他全心全意致力於輔仁的事業，特別是在他得心應手的國學領域中，建立了流傳久遠的事業。

　　陳校長當政期間，雖然有外國人擔任校務長，但國學方面的一切應該是出自中國學者的策劃。推進一個大學的學術研究，牽涉到多方面的因素。輔仁在一九三三年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培養研究生。首先開辦的是史學部，這對於提高大學的教學與研究水平在制度上是重要的一步。當然，諸事之中人的因素第一。輔仁在國學方面的進步首先在於陳校長聘請和維持了一班優秀的研究人才，特別在國文、歷史兩系，匯聚了一批學術名人。

（三）融匯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

　　一九二七年中國政府教育部批復輔大准予試辦的根據即認為新建立的輔大以介紹世界最新科學，發展中國固有文化為宗旨。輔大建立後，確也以融匯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

　　最早建立的三個學系之一的英文學系（西洋語言文學系、外語學系）師資雄厚，課程嚴謹，承擔了全校各院系外語基礎必修科的教學，很好的解決了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語言工具。西語學系歷年招收的學生達一千四百五十四人，在全校各院系中雄居第一，畢業的學生也是最多的。

　　在輔大各院系任教的外籍教師（教授、副教授、講師）約佔教師總數的三○﹪，他（她）們主要來自美、德兩國，都是各專業當時世界科學前沿的專家學者，帶來了西方的先進科學技術，有些研究漢學的專家學者，也來輔大進修或在文史二系任教。他（她）們的到來，融匯了中西文化，促進中西文化交流，輔大一九三七年開始編印年刊至一九五○年共十四年，其中記載的外籍教師情況如下（一九五○年刊無教師資料）：

　　在對外交往上，有些教授受學校委派去國外大學進修或講學。不少畢業同學在取得學士、碩士學位後更選擇了留學之路，以期能進一步提高、深造，在事業上取得更大成績。僅據上世紀八○年代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恢復後海外校友提供的估計數，北京輔大畢業生在大陸以外地區工作服務的校友有近千人。他（她）們有的雖然年事已高，但仍然活躍在自己熱愛的事業上，為所在國家和地區的繁榮富強，繼續發揮余熱，也為宏揚中華文化作出了貢獻。而更多的教師和同學在國外學成後，毅然回國參加祖國的經濟建設，一生為祖國的繁榮富強而奮鬥。

（四）強大的師資隊伍

　　輔大建校伊始，就把聘請高質量的中外學者專家來校任教作為校政建設的首要任務。不惜重金延聘國內外一流學者擔任院系領導，在教學方面匯聚了學術上一流的專家教授，不少系的教學特色，具有很高的知名度。

　　特別是抗日戰爭時期（一九三七～一九四五）由於校務長為德國人，學校不受日偽管轄，是國民政府承認的在淪陷區唯一一所大學。不少大學未及離平的知名教授，轉入輔大任教，這也是輔大師資隊伍的鼎盛時期。

　　曾經擔任各學院院長的有：

沈兼士（一八八六～一九四七）
　　語言文字學家，曾任代理校長、文學院院長兼文科研究所主任、國文學系教授。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四七年在輔大任教長達十八年。一九二五年前，曾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長等職。

余嘉錫（一八八四～一九五五）
　　曾任文學院院長、國文學系主任、教授。他講授的課程很多，主要有目錄學、古籍校讀法、《世說新語》研究、經學通論、漢魏六朝文等。任代理文學院院長的有董洗凡。

嚴池（ Jaensch ）
　　理學院院長兼數理學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建立理學院後至一九四八年底擔任院長。

張懷　
　　教育學院院長兼教育學系主任，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五二年任院長長達十七年，比利時魯汶大學教育學科博士，講授教育學概論、西洋教育史、教育哲學等課。來輔大之前曾任南京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任代理教育學院院長的有徐金泉、徐侍峰。

　　曾擔任各學系系主任的有：

　　張星烺、柴德賡（史學系），顧隨、肖璋（中文學系），英千里、桑德厚（ Sandhaas ）（西語學系），雷冕（ Rahamann ）（社會經濟學系），張重一，趙錫禹（經濟學系），雷冕、關維廉（ W. E. Hogan ）李景漢（社會學系），李士嘉（ Richartz ）、劉景芳（數學系），歐思德（ Oster ）（物理學系）、卜樂天（ Briill ）、邢其毅、張錦（化學系），張漢民（生物學系），張懷、楊成章、歐陽湘（教育學系），丰浮露（ Feifel ）（哲學系），葛爾慈（ Geortz ）林傳鼎（心理學系），傅雪齋（美術學系），吳彬雅（ Urbania ）（家政學系），馬德武（ Mathews ）（農學系）。

　　在輔大任教的名教授為數眾多，僅擇少量列後：如文史二系的羅常培、魏建功、唐蘭、孫人和、陸宗達、孫楷第、劉盼遂、儲皖峰、朱希祖、周作人、台靜農、沈從文、啟功、馬少波、周祖謨、容肇祖、余遜、朱師轍、張鴻翔、方豪、范文瀾、梁起雄、趙光賢等；社經二系的楊承祚、陸崇瑋、左宗綸戴世光、陶大鏞、鄔滄萍、劉子明、魏重慶等；數理化三系的褚聖麟、薩本鐵、張子高、高崇熙、袁翰青、張青蓮、曾昭倫、薩本棟、王仁輔、徐獻瑜、陳光熙、余忻文、顧功敘、洪晶、吳存亞等。

　　具有院士銜的教授有：陳垣（史學），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一九四八）、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一九五五）；余嘉錫（中文），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一九四八）；方豪（史學），中央研究院院士；范文瀾（史學），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一九五五）；魏建功（中文），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一九五五）。

　　生物、西語、教育、哲學、心理、美術、家政、農學各系的名師以及各院系的外籍名師為數尚多，不一一列舉了。

（五）寬、深、厚的基礎理論和專業知識講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教學方法

　　建校以來，始終堅持並發展這一辦學方針，培養出大批具有高深專業知識的人才。如一九三五年《輔仁大學文學院社會經濟學系課程說明》中，關於“本系課程要旨”一節明確指出：“為應我國現勢之需要，造就有充分社會學與經濟學知識之人才，課程之設備，於明理致用二端雙方並重。講授方面，不但注意於基本知識之灌輸，現代科學方法之訓練，尤其著重於啟發學生自動研究之能力，使學生修業期滿之後，無論應世或作更高深之研究，皆有相當之准備”其他各院系關於辦學目的，大都有類似闡述。

　　由於辦學目的明確，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並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學系。現將具代表性的經濟、教育、物理、化學、心理五系情況作一簡介。

　　經濟學系：前身是一九二九年設置的社會經濟學系，一九三六年新任校務長雷冕（ Rahamann ）兼任系主任至一九四三年分設社會學系和經濟學系，分系後雷冕仍兼任社會學系主任。經濟學系重視理論聯繫實際和調查研究，針對各時期社會上用人需要，在課程設置上力求適應實際工作中的應用，並注意與國際接軌。使學生修業期滿後，具有一專多能的實際工作能力，或為向高深理論的研究打下基礎，培養出當時社會上實際需要的人才。 1. 強化基礎知識教育，為學習專業知識打好基礎。如所設大學代數課，除講授微積分外，特別講授各種商業數學的應用。專業必修課《經濟學大綱》，講授基本觀念，使學生對經濟學科的範圍、內容與研究方法有一定的了解，為學習經濟學原理和其他經濟學課程打下基礎； 2. 主要專業課實行雙語教學。經濟學系所開出的專業課，大部分教材用書均為英文版本。如經濟學原理為 F. S. Deibler （美）所著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會計學為 R. B. Kester （美）所著 Accounting Theory and Practices ，統計學為 Chaddock 所著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tatistics ，財政學為 H. L. Lutz 所著 Principles of Public Finance ，貨幣及銀行學為 Frederick A. Bradford 所著 Money and Banking ，經濟思想史為 Haney 所著 History of Economics Thought 等等。這些教材都是當時美國大學裡經濟學和會計學專業本科生常用的教材。會計學的作業也是按美國企業的業務情況，用英文編寫的成套習題，並要求學生用英文記帳、作報表。在普通課程中如數學、世界史和比較政府等課程也是用英文課本或用英語講授，使學生畢業後不僅可以適應國內經濟工作的需要，並能適應外企單位有關的工作； 3. 要求學生接觸社會，重視社會經濟調查。為實現辦學目的，要求學生重視理論聯繫實際，接觸社會，了解社會，力求培養出各個時期社會所需要的人才。做得成績比較突出的，有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兩年畢業生開展工商企業和手工業調查，然後寫出畢業論文的事例。當時任系主任的趙錫禹先生作為指導教師，提出組織應屆畢業生對北京市十多個行業進行調查，得到師生的響應和支持，如一九四七年應屆畢業生中有三十多人參加了這項調查，兩人分成一組（共十餘組），自願結合，自選行業，調查選題經系主任批准後，利用半年多時間，分別下廠、下店、並到同業公會、新聞單位等處廣泛調查，取得大量的一手材料，經過分析研究，寫出調查報告。這些調查報告真實地反映了被調查行業（尤其是傳統手工業）的歷史興衰和瀕臨破產的情況，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

　　教育學系：在多年辦學實踐中的體驗與認識 1. 培養目標的綜合性。學生既要懂教育理論，又可以擔任中小學行政管理人員和某些課程的任課教師，因此建立了“輔系制”，學生可以選修中文、外語、數學、經濟、心理等系課程做為輔系，畢業後可勝任各該科中學教師工作； 2. 寬、深的教育專業理論基礎。寬，指教育學理論，包括教育學、教育史、教育行政管理以及初等、中等、師範等教育的各個領域。深，指教育學理論的主課有一定的深度，如教育學包括了教育學概論、教育哲學、近代教育思想等，心理學則有心理學概論、教育心理學、發展心理學、應用心理學、心理實驗等，教育行政管理則包括教育視導、教育統計、教育測驗等； 3. 厚實的外語基礎。英語是重點學科，一、二年級必修課，第二外語的選修課有德、法、日等語種，許多專業課用英語授課； 4. 重視實踐和實驗課程。教育實習、見習包括附中、附小，是大三、大四的重點課程，實驗課程有心理實驗、教育統計學實驗、教育測驗等； 5. 注重教育研究和寫作能力的培養。一年級有讀書指導，要求學生一學期讀一本專著，寫出心得報告，二、三年級有研習指導，結合教育行政、教育法課寫出報告，四年級的畢業論文，是科研與寫作能力和專業水平的綜合表現，如一九四四屆畢業生在林傳鼎教授指導下的論文是經過心理測驗後得出結果。

　　物理學系：課程全部使用英語教材，作筆記、習題和寫畢業論文均須用英文，因而學生受到良好的專業英語訓練，另一特點是實驗課多，動手和見識也多，對學生的獨立工作和提高很有幫助。學校的大型階梯教室，可容三百人聽講，講台後有物理、化學兩個演示實驗準備室，講台上水電具備，能上下活動的黑板後有通訊櫥，教授上課時將所需的演示設或藥品推進大教室，邊講邊演示，學生被這些在當時最先進的設備和實驗所吸引。物理系附設的機電加工車間，人稱之為“物理工廠”，由系主任親自管理，他對實驗物理的教學和科研十分重要，理科必修的《大學物理》課程每週有兩個下午做實驗，為讓學生有充分機會親自實踐，每二人即分配一套儀器，實驗用的大批儀器都是由這個“物理工廠”按當時美國最好的儀器樣式製造出來的，其他實驗室還有不少精品儀器，在當時都是最先進的，如光學的光譜儀，當時高校獨一無二的液化空氣機，能進行高真空或充氣儀器的製造。

　　化學系：要求學生基礎扎實，實驗動手能力強，外語好。 1. 基礎扎實，實驗要求嚴。基礎學科的課程不斷加寬加厚，實驗課程多，教學的高質量得益於高水平的師資； 2. 教學中全部使用英語，為適應當時世界科技發展，二、三年級開第二外語（德語）必修課； 3. 實驗設備先進完善，達到當時國際水平。

　　心理學系的師資和專業圖書實驗儀器在當時屬於國內一流，教學上以德國實驗心理學派思想為主導，理論與實際並重，把英文、德文列為必修課，能讀國外心理學名著，要求學生熟練掌握統計、測量、實驗等實際操作，畢業學生人數不多質量很高，是我國和國際心理學界的一支重要力量。

　　上世紀四○年代社會學系舉辦的社會服務部和生物學系研製成功的預防傷寒病疫苗等均對當時社會做出了貢獻，也是理論聯繫實際的範例。

（六）嚴格的教學管理和嚴謹的求實學風

　　輔大一整套嚴格的教學、註冊等管理制度是在不斷探索、補充、修改而逐步完善的，現分別保存於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和北京市檔案館的輔大完整檔案，充分印證了這一看法。

　　輔大各院系所開主要課程，均延聘專家名流講授，許多教授學識淵博，不沿用別人編寫的教材，而是根據自己多年研究成果自編講義，講授的內容不僅豐富，而且具有很高的水平和獨到的價值。如國文學系有的同學回憶說：“輔仁大學國文系，其開課之認真，分數之嚴格，不但可說是全北平最嚴格，並且可以說是全國最嚴格者”。在開課方面如果沒有專門人才，即使是必修科目，也是寧缺勿濫，如易經一科，因為沒有合格師資，始終沒有開課。又如經濟學系教師在授課中，結合當時國內外財政、金融、會計等工作中的弊端，教育學生作一名經濟管理人員必須為人正派，具有廉潔奉公、遵紀守法、堅持原則的職業道德品質和認真負責、一絲不苟的工作作風，趙錫禹先生講會計時，批評當時財務會計人員普遍存在的不良習慣，是只滿足於把“數”（款額）管好，對於“數”後面的“事”則不聞不問（只管“數”，不管“事”）。他指出，財會管理人員對於財務收支項目的全面工作不了解，則不能發揮財務管理的職能。他根據西方會計學教育的發展，強調會計學的教學和教學方法不應僅側重於技術和技能方面，而且要為管理服務，會計主管人員要肩負“監督員”（ Controller ）的重要職責。經濟學系所設統計學、會計學等課程的習題作業要求和學生畢業後在實際工作崗位的要求一樣，必須嚴格按照計算、記帳的規則登帳、作表，不允許有任何塗改。即使計算方法和得數是正確的，也不給分數或嚴格扣分。為保證和提高教學質量，十分重視對教學接班人的培養，對於畢業留校作助教的學生，都嚴格要求隨班聽教授講課，協助教授批改學生作業，要求助教先操作一遍，再由教授詳細批改並給予必要的講解指導後，才允許助教去指導和批改。

　　輔大在課程設置，學分制、選修課制、轉院系制、畢業實習制、論文答辯制、學銜學位制等一整套系列的教學管理制度為學校營造了良好的求實學風。據一九五○年“學生成績報告表”規定：學生每學年所得成績分與其應得學分總數至少應為三與二之比始得升級，本科學生除至少修畢一百二十學分以外並須得有一百七十一成績分始得畢業；學生每學期所得學分不足應得學分之半數者認為學業劣等得令其退學。本科學制四年，經批准亦允許休學延長學習時間，在完成本專業必修課學分外，可選修其他院系課程，也計算學分，為轉學轉系提供了條件，也為畢業後擇業擴展了門路，輔大極為重視通才教育，培養跨專業的一專多能複合型人才，各院系一、二年級的國文、英文、體育均為公共必修課，不及格不准升級。這樣，讀國文者英語甚好，讀英語者中文亦佳，特別在陳垣校長重視國學教育的指導思想下，輔大各院系的中文水平都很高，陳垣校長親自為大一同學授課，他對西語專業的同學說：“四年讀下來，勤奮者，略得真諦，怠惰者，則極易變得橫豎不通（意指橫寫的外語和豎寫的漢語）”。輔仁培養出的學生，有得不僅本專業水平過硬，而且精通第二專業如文藝、美術、音樂、書法、體育等，更有不少同學技藝超群，成了這方面的國家頂尖人物。

（七）面向中外的學術出版事業

　　輔大的學術出版事業主要有三項，《輔仁學志》、《華裔學志》和《輔仁大學叢書》以及學術著作單行本。

　　輔大成立的第二年就創辦了《輔仁學志》。發刊詞中，申明了具有新潮的刊物宗旨：隨著世界形勢的變遷，中外學術的交流，學者必須發掘利用新材料，開闢新領域，採用新方法，只有這樣才能取得新的成就。

　　雜誌的編委會由陳垣領銜，編輯秘書是儲皖峰、雷冕（ Rev. Rudolf Rahamann, 一九○二～一九八五）、英千里、胡魯士、沈兼士、張懷、余嘉錫、張星烺、張重一和丰浮露，他們都是編委會成員。編輯在二十多年中也有變動，但維持了基本的格局。《學志》每年出一卷兩期，並隨時增刊專號。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出版了《輔仁學志》第一卷第一期。一直出版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年從未間斷。成為這個時期國內大學堅持連續出版質量較高的學術專刊。學志刊載文章皆本校教師及校外著名學者的著作，有陳垣、沈兼士、余嘉錫、張星烺、劉復、倫明、柯昌泗、魏建功、周叔迦、王重民、孫楷第、岑仲勉、馮承鈞、容肇祖、唐蘭、單士元、朱師轍、柴德賡，趙光賢、周祖謨、牟傳楷等著名學者的研究論文。這些論文學術價值甚高，有獨到見解，今天對研究文史仍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輔大的另一著名刊物是以英、法、德文面向國外出版發行的《華裔學志》，專門刊登研究中國古籍的文章。《華裔學志》創刊於一九三五年。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八日在西德波恩附近的聖奧古斯丁舉辦了創刊五十週年紀念活動。

　　《華裔學志》最早的主編人鮑潤生（ Francis Xavier Biallas, 一八七八 - 一九三六）是以研究屈原文學著作而荻萊比錫大學博士的聖言會德籍神父。一九三三年他到輔仁大學後，一面任教於社會學系，一面積極開展漢學研究工作。二十世紀三○年代的北京是歐洲漢學家的黃金之地，尤其是在初創的輔仁大學，這裡的文科人才濟濟，中西學術交流空氣活躍。鮑潤生看準了這一點，遂決定將原有的輔仁大學校刊（ 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eking ）停辦而改辦學術刊物，取名為《 Monumenta Serica 》（原意為絲域的史蹟），專載漢學方面的學術研究成果，不登一般性的文章。刊物的中文名字《華裔學志》是陳垣校長選定的。“華裔”二字現在一般理解為在外國的中國人後代，但陳垣校長當時選的“裔”字是指遠方的人民。《華裔學志》就是中國與遠方人民間文化關係的學術研究刊物。刊物初創時的編輯有歐洲漢學家孟斯達特（ A. Mostaert ）鋼和泰（ Von Stael Holstein ）、艾克（ G. Ecke ）、謝禮士（ E. Schierlitz ）和中國學者陳垣、沈兼士、張星烺、英千里。鮑在一年後去世，乃由雷冕任主編。以後又有著名的漢學家福克斯（ Walter Fuchs ）、衛德明（ Helmut Wilhelm ）、謝盛德（ Koster Hermann ）等多人參加編輯。

　　《華裔學志》一九三五年出版後，每卷約五百頁左右，是面向西方的專業性很強的刊物，中外學者發表的文章都是西方漢學界比較有興趣的問題，同時也是距離現實相當遙遠的所謂“純學術研究”，和當時歐洲漢學流連於中國古代文明的風格是一致的。到一九四八年底，《華裔學志》共出刊一三卷，刊載中外學者的論文一○四篇，短文一○二篇，書評一九三篇。其中除了西方人的作品外，也翻譯中國學者如陳垣、沈兼士、費孝通的文章。這些文章內容深湛，考證扎實，論述的科學性、系統性強，顯示了這一時期華北漢學家學術成果的精粹。除當代人的研究文章之外，《學志》還把中國文化中的精品，如杜甫詩等譯成德文。《華裔學志》真正起到了溝通中外文化的作用，它刊出的主要文獻也成為世界上漢學研究的寶貴財富。《華裔學志》至今仍保持原訂宗旨，所刊均為漢學研究，包括文學、藝術、語言、歷史、哲學、宗教等，內容以古代為主。編輯者都是國外的漢學家。《華裔學志》不僅成為德國各大學和歐洲漢學家的重要學術刊物，也是國際漢學學術的研究中心之一。

　　本校教師專著，獨立成冊，單獨出版的，有的已收入到《輔仁大學叢書》內，如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張星烺《中西交通史資料匯編》，沈兼士主編《廣韻聲系》等，都是教師們研究的成果，具有較高的學術水平。

　　還出版一些學術著作的單行本，陳垣的《勵耕書屋鈔本名理探》、《舊五代史舊本發覆》、《吳漁山先生年譜》等。

　　此外，還出版有民俗雜誌，專載民俗學研究成果。學生出版的刊物，較重要的有《輔仁文苑》、《文苑叢書》、《輔仁生活月刊》、《輔仁生活》、《新輔仁》等。

　　輔仁從國學教育、國學研究到成果的出版，形成了一個合理的體系，它的持續的努力奠定了輔仁在國學領域的地位。

　　二十世紀二○年代至五○年代初曾在北京輔大就學的一萬二千餘學子和近五千位畢業生，人生經歷雖然各有不同，但是無論人在何處，都對國家、民族、社會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他（她）們中，有十位院士：中國科學院的蔣麗金（化學）、刑其毅（化學）、劉若庄（化學）、金建中（物理）；中國工程科學院的李東英（化學）；中央研究院的郝履成（化學）；美國科學院的鄧昌黎（物理）；加拿大皇家學院的葉嘉瑩（中文）；第三世界科學院的荊其誠（心理）、董紹俊（化學）。許多校友成為科技界、教育界、文化藝術界、體育界、外交界、政界的知名專家學者或領導人。如科技界的張禮、彭勤奮、張聞選、范蘩、魏凌、張金銓、吳超元、王駿等；教育界的劉達、郝德元、張厚、張振東、龔士榮、郭預衡、甲凱、鄭必堅、歐陽中石、榮之穎等；文化藝術界的肖乾、李德倫、朱家溍、史樹青、齊良遲、侯榕生、張秀亞、周海嬰、李淑君等；體育界的黃中、李鳳樓等；外交界的孟英、陳叔亮等；政界的王光英、王光美、張珍、彭濤等；知名人士吳祖坪、王紹楨等。他（她）們為國家的經濟建設和國際交流起到了開拓作用。而更多的校友是在踏踏實實地服務於各條戰線，默默無聞地渡過一生，平凡中見不平凡，把青春奉獻給國家、民族、社會，更為可敬可佩。

　　北京輔大的校友，對培育他（她）們成長的母校懷有深厚感情，特別是當年教育他（她）們的眾多學貫中西的中外學者、專家和陳垣校長的人品才華，對他（她）們一生的為人處事，影響殊深。在逝去的歲月裡，在不同的人生旅途中，大家牢記並實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精神，對青年時代所經受的時局動盪、民族屈辱的歷史社會環境下，還能受到當時十分難得的良好高等教育，深感自豪和慶幸。

　　今天，我們回顧北京輔大上世紀二十七年辦學特色與教學成果的時候，世界已經進入了嶄新的廿一世紀，台灣輔仁大學也已迎來了復校四十週年，承前啟後，繼往開來，後繼有人，我們祝願源源不斷的輔人，將為今後世界的和平發展繁榮富強帶來更為傑出的成績和貢獻。

參考書目：

1. 《北平私立輔仁大學檔案》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檔案館保存
2. 《北京師範大學校史》一九○二～一九八二　北京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一九八四

附　 錄：

1. 輔仁大學簡史（一九二五～一九五二）
2. 《基督教大學與國學研究》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一九九八
3. 《陳垣年譜配圖長編》　沈陽　遼海出版社　二○○○
4. 《輔仁校友通訊》　 一～廿三期　北京　北京輔仁大學校友會編　一九八四～二○○一
5. 《輔仁大學年刊》（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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