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邵台新

一、前言
輔仁大學為教廷所設的天主教大學。陳垣於 民國十五年九月一日 起擔任輔仁社的副校長，民國十八年擔任依照大學法立案後的第一任校長，直至民國四十年（一九五一年）輔仁大學併入北京師範大學止，他都擔任校長。 在民國二十六年抗日戰爭爆發之後，許多名校皆往南遷，留在北平的學校也被日人管制，剩下少數的學校如輔仁、燕京，借重外國的力量，得以延續原本的教育工作。太平洋戰爭（一九四一年）爆發之後，燕京大學立即被日本憲警侵佔，學校停辦。輔仁大學由於德國與日本的特殊關係，得以繼續開辦至抗戰勝利，而且是北方淪陷區唯一不掛日本國旗，不用日本課本，不以日語為必修課的學校，也是國民政府唯一承認學歷的淪陷區高等學府。

陳垣校長在抗戰這段時間，一方面要抵制偽政權誘招，不出任偽職；一方面又擔心抗日被捕的教職員生的安危；加以生活物質的缺乏，學校經費短絀，真是備受煎熬。

抗戰八年期間，正是輔仁大學極其特殊而有意義的階段，校長的理念與學校的組織形態，維持學校的運作度過極艱辛的年代。因此，選擇「陳垣與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作為討論的題目，可以突顯陳垣校長與輔仁大學在此時代的意義。

二、輔仁大學的創設
輔仁大學是在一九二三年（民國十二年）八月的全美本篤會大會中決議，委派本篤會賓夕凡尼亞州（ pennsylvania ）聖文森會院（ Saint Vincet Archabbey ）的院長司泰萊（ Aurelius Stehle ）負責籌設。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六月，教宗庇護十一世發佈北京天主教大學為教廷大學，任命司泰萊院長為校監（ chancelor ）並授權人事與課程內容的安排。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司泰萊派任美國本篤會會士，俄亥俄州西頓大學（ Seton University ）教授奧圖爾博士（ Rev.George Barry O'toole ）為未來的大學校長，並且前往中國籌辦各項事宜。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先成立國學專修科，招收大學預科生，並將學校取名「輔仁社」，委派英斂之作社長，此為輔仁大學的前身。 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英斂之逝世，臨終委託陳垣，繼續籌辦大學。

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依照當時教育部的規定，制定了「董事會章程」，並在六月舉行第一次董事會，會議上推選陳垣為校長，奧圖爾為校務長，學校改「公教大學」為「輔仁大學」，全名為「私立北平輔仁大學」。 會議後呈報教育部立案，不久，教育部批准試辦。此時輔仁大學招收大學本科系的史學系、國文系、英文系三系的學生，於 九月廿七日 開學。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按照當時教育部的條例，大學必須有三個以上的學院，因此在六月添設理學院、教育學院，並將原有的文科各系合成文學院。

一九二九年依照教育部新公布的「私立學校條例」，重新聘請董事，並且在七月召開新的校董會，會中共推張繼為董事長。在廿七位董事（含董事長）之中，直接為教會人士者為：
剛恒毅 羅馬教宗駐華代表 義大利人
孫德楨 蠡縣區主教
陳國砥 汾陽區主教
朱開敏 海門區主教
陰若山 台州區主教
張智良 東蒙古區主教
程有猷 宣化區主教
伊德風 北平本篤會院長 美國人
奧圖爾 本校校務長 美國人
鮑尼腓 本校事務長 美國人
高福德 本校訓育主任 美國人

由此可見教會在學校的實際影響力很大。根據一九二七年（民國十六年）所制定的學校組織大綱規定，校長總管校務，代表全校負責國內的一切關係；校務長除協助校長管理校務，則代表全校負責對國外一切關係。 校務長的職務相當重要，凡是學校的公文，在校長簽名之後，也須經旁列校長之側的校務長簽名，而且校務長也是修會在輔仁大學內最重要的代表。

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本篤會有三十名以上的會士與六名修女，而聖文生總修院有十一名人士，投入輔仁大學培育青年。 這些外籍教會的人員，也是當時輔仁大學的特色。

一九三三年（民國二十二年），由於美國經濟不景氣，輔仁大學的基金貶值，以及向美國募款困難，影響學校的維持與發展。因此教廷將輔仁大學交由德國聖言會（ Society of the Divine Word ）接辦，並由聖言會在山東區會長舒德祿神父（ Fr.Theodore Schu,SVD ）與鮑潤生神父（ Fr.X Biallas,SVD ）於六月前來辦理移交，七月任命穆爾菲（ Fr.X Murphy,SVD ）為校務長。

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本篤會的修女離校，轉往河南開封傳教，輔仁女中由聖神婢女傳教會（ Missionary Sisters Servants of the Holy Spirit ）修女接管。民國二十五年，德 籍雷冕 博士（ Rev.Rudolf Rahman ）接任前一年逝世的穆爾菲為校務長。

民國二十六年，蘆溝橋事件後，北平淪陷。輔仁大學由於德日兩國親善的緣故，得以繼續開辦。

三、抗戰時期的陳垣校長
民國二十六年抵抗日軍的二十九軍於七月底撤出北平，日本特務機構就扶持臨時統治機構，在 八月一日 由清朝遺老江朝宗組織「北平市地方維持會」，並出任維持會會長，十日又任北平市市長，聘請大批日本顧問。 十二月十四日 統治華北地區的偽政權－「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在北平中南海登場，用「中華民國」年號，以五色旗為「國旗」，以「卿雲歌」為國歌，並以曾任北京政府內務部總長與財政部總長的王克敏出任委員長；在其行政委員會下設立行政、治安、教育、救災各部。 偽臨時政府受到日本的正式承認，並大量聘用日人當顧問。北平陷入日人指使的漢奸集團統治。

在北平淪陷初期，許多藝術界的巨匠與文化界的大儒，紛紛拒絕與敵偽同流合污。例如國畫大師張大千拒絕出任「日本藝術畫院院長」，陳垣拒絕厚祿出任「東亞文化協議會」副會長之職。 其中在 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十九日 ，日偽政權命令全城懸掛日偽國旗，慶祝日軍攻佔徐州，而陳垣校長大義凜然，表示寧願 “ 捨身而取義 ” ，絕不能執行。

民國二十八年八月，訓育主任伏開鵬因遣送學生南下，遭日本憲兵逮捕；教務主任胡魯士也因學生南下問題被捕。 民國二十九年，伏開鵬又因組織學生參加三青團被捕；民國三十年秘書長英千里被捕；民國三十三年代理文學院長董洗凡、教育學院院長張懷、英千里等師生三十餘人被押至憲兵隊及偽監獄。 在此教師不斷被捕的情況之下，陳垣所受的煎熬，在寫給方豪的信中提到：「 … 伏開鵬司鐸被捕已一星期，至為焦慮 … 」， 何況後來陸續多人被捕，學校遭到日人嫉恨。
抗戰勝利之後，陳垣校長以公函致送北平市教育局局長，公文中： 「案查自抗戰軍興以來，本校處敵偽嫉視壓迫之下，惟持有不屈不撓精神，努力奮鬥以完成建國儲才之使命。二十七年五月，本校因拒絕慶祝徐州陷落，附屬中學曾遭封閉，二十八年八月訓育主任伏開鵬因遣送學生南下而遭縲絏，於是敵人遂指本校為抗日大學 …… 竊念本校在八年長期抗戰之中，全校同人備受艱辛，所以委曲求全者，無非為保存淪陷區教育之一線。 …… 又自歐戰勃發後，本校經費奇絀，曾向各方捐募，偽組織極願每月有所補助，囑為呈請，經本校婉詞拒絕，不得已僅接受地方公益獎券餘款兩次，以資接濟。此為本校八年間，委曲求全之實在情形 …… 」寫出八年之中輔仁大學在敵人環伺下的艱難，以及經濟方面的困境。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全校師生和返校的校友在大操場開運動會，由陳垣校長首先致詞，他說了一個故事，名之為「孔子開運動會」，是引用《禮記．射義》的話。意思是說孔子有一次舉行射箭的運動會，在射箭前，命令學生子路宣布，凡是敗軍之將、投降仕敵、亡國的大夫、任職敵偽、貪財好利者皆不能進入會場；射箭比賽後，孔子又命學生宣布，在場有幼壯孝弟，年老好禮，不隨波逐流，一直都能修身者，皆可留下；最後又說：凡好學不倦，好禮不變，八、九十歲仍能正直不亂者，可以真的坐在賓客之位。 陳垣用這一段故事諷刺降敵出仕偽政府者，可見他的嫉恨漢奸之心。

在八年之中，陳垣專心教書與著書。他採用的教材《日知錄》與《鮚埼亭集》充滿了民族主義與經世致用的精神。

四、陳垣抗戰時期的學術著作抗戰期間，陳垣藉由著作抒發心境，不但改變以往著重考據的風格，且於著作之中多所評議，隱喻其抗日的思想。

民國二十八年七月廿三日 ，陳垣寫給陳樂素的信中：「近欲為一文，名＜明季滇黔之佛教＞未知能否？」 此時已醞釀其著名的抗戰「宗教三書」－＜明季滇黔佛教考＞、＜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和＜通鑑胡注表微＞，而此三書表達了陳垣抗戰時期的思想。

＜明季滇黔佛教考＞
全書於民國二十九年三月撰成，分成六卷。陳寅恪為＜明季滇黔之佛教考＞所作之序指出：「抑寅恪讀是書竟，別有感焉。世人或謂宗教與政治不同物，是以二者不可參互合論，然自來史實所昭示，宗教與政治總不能無所關涉，即就先生是書所述者之 …… 今日追述當時政治的變遷，以考其人出處本末，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 … 」

其中「雖曰宗教史，未嘗不可作政治史讀也」，或許正是陳垣著作的本意。

陳垣在民國四十六年為＜明季滇黔佛教考＞所寫的「重印後記」表明：「此書作於抗日戰爭前，所言雖係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遺民逃禪之眾，及僧徒拓殖本領，其實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遺民之愛國精神、民族氣節，不徒佛教史跡而已。」

其中所要表彰的遺民「愛國精神」、「民族氣節」，正是抗戰期間所須秉持者。

在＜明季滇黔佛教考＞的＜遺民之逃禪＞一節的末尾，引述范蔚宗的話：「漢世百餘年間，亂而不亡，皆仁人君子心力之為」而補充為「然則明之亡而終不亡，豈非 諸 君子心力之為乎！」

正是反映己身之意，在抗戰期間要為「建國儲才」。

在＜明季滇黔佛教考＞的＜遺民之僧侶＞之中，陳垣提出：
「 … 故能否保持遺民資格，應以有無出仕為斷 … 」
並且在這節的議論之中，對於降臣，尤其投降而出仕者，不能諒解，所以對一般人所同情的李陵，並不贊同；而五代的馮道歷經各朝任官，被其評為「滅廉恥而不顧」。
陳垣的學生柴德賡認為這本書是陳垣在自己的著作之中開始大量發表議論，抒發自己的愛國感情。
北師大 陳其泰 教授認為，陳垣從這部著作開始，大量正面發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義的議論，體現了時代精神，由以往嚴密考證的作風，走向更高的層次。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
陳垣所謂新道教，是指金朝與元朝之時的全真、大道、太一三教，三教的教祖皆生於北宋，而創教於宋朝南渡之後，皆義不仕金朝。 陳垣特別提出全真教的王重陽本來是士流，其弟子又皆為讀書種子，所以能夠結納士類，而士類也就樂就之，以致全真教遂為遺老之會集之處。

陳垣認為全真教徒隱居求志，獨善其身，不臣不仕，無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他以馮道與丘處機為例，馮道為人刻苦儉約，和光同塵，頗與全真教徒相合，所不同者，馮道出仕而求富貴，丘處機不仕而不求富貴。馮道為四朝之臣，對於喪君亡國未嘗介意，是孔子所謂德之賊，那能與全真之徒相比？這本六萬餘言的著作，陳垣藉此表達在異族統治之下不出仕之意。

＜通鑑胡注表微＞
陳垣在民國三十二年開始寫這本書，胡三省字身之，生於南宋末年，卒於元朝，宋朝亡後，胡三省隱居而注《通鑑》，除了校刊糾繆之外，表達亡國之痛，並倡導民族氣節。陳垣對胡三省《資治通鑑注》的內容，極其感慨，而有共鳴之感，在＜通鑑胡注表微＞的引文：「 …… 一日讀後晉紀開運三年胡注有曰：『臣妾之辱，唯晉宋為然，嗚呼痛哉！』又曰：『亡國之恥，言之者痛心，矧見之者乎，此程正敘所謂真知者也，天乎人乎！』讀後不禁淒然者久之。」

陳垣引發亡國之痛，而有淒然之感。

陳垣對胡三省在注中仍稱宋朝為「我宋」或「我朝」的民族意識，極其贊同，並且在＜夷夏篇＞中：「夷夏者，諸夷而夏之觀念，在今語為民族意識 …… 當國家承平統一時，此種意識不顯也，當國土被侵陵或分割時，則此種意識特著。」
這種「民族意識」深植陳垣的心中，他在＜通鑑胡注表微＞之中，曾經多次提到，而且感慨很深。他在引言中提到胡三省：「身之生民族意識顯著之世，故能瞭解而發揮之，非其世，讀其書，不知其意味之深長也。」

其中頗有自己處於淪陷區，因而能知其意味之意。胡三省對知識份子於亡國後出仕，持保留的態度，而陳垣在＜出處篇＞的引言：「出處之於人大矣，迫於飢寒，怵於威力，炫於樂利，皆以失其所守也，故身之注通鑑於出處之節，三致意焉。」

陳垣對於知識份子氣節的表現，認為在帝制時代擔任重要職務而能盡節而死，此為臣節的最高表現，其次為執節不仕者，其他出仕而保祿位，則為賣國之徒。

民國三十四年七月，陳垣完成＜通鑑胡注表微＞，前後發表於《輔仁學志》第 13 卷第 1.2 期合期與第 14 卷第 1.2 期合期。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科學出版社出版的＜通鑑胡注表微＞發表感想：「我寫《胡注表微》的時候，正當敵人統治著北京，人民在極端黑暗中過活，漢奸更依阿苟容，助紂為虐。同人同學屢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時時受到威脅，精神異常痛苦。閱讀胡注體會了他當日的心情，慨嘆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淚，甚至痛哭 …… 」

可見這本書對他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北 師大 教授吳懷棋認為＜通鑑胡注表微＞全面反映陳垣的史學思想，治史成就和學風特徵。 白壽彝則認為本書為陳垣所有著作之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五、抗戰時期輔仁大學的調整
（一）日籍教師的聘任
輔仁大學在這段艱困的時期，也作了一些調整。在教職員聘用方面，據「廿六年度教員履歷一覽表」，其中尚無日籍教員， 至二十七年九月則有日籍細井次郎前來任職。 民國三十年，日籍教員除細井之外，尚有二十九年三月任職的美惠子與三十年九月前來的渡邊善次。 民國三十一年的日籍教師增加酒井梯、川添達人、直江廣治、上田辰之助等人，連同前述三人，一共七人；其中細井次郎擔任三十一年成立的日文系主任之職與教務長首席秘書。 教務長首席秘書在學校的公文上簽名，表示校長、校務長過目的公文，也需教務長首席秘書看過。民國三十三年，日籍教員多達十一人，他們的課程多與日文有關，而薪資所得相當高，其中細井次郎有日本文學演習（ 4 小時）、教育學概論（ 6 小時）與近代教育思想（ 4 小時），又兼行政職務，以致俸給有 2445 元；另外兩位教授則為 1760 與 1810 元；副教授四位分別為 1460 ， 1410 ， 1395 ， 1410 ；講師則為 1379 ， 1350 ， 1323 ， 972 ， 972 元， 他們的薪資相當高。

民國三十三年所聘的學校董事會董事，名單中有五四運動時期，為學生所唾棄的親日份子曹汝霖，可知此或為不得已的保護學校方法。 抗戰結束後，董事名單中，即無曹汝霖。

（二）德籍教員的聘任
民國二十六年（ 1937 年）在輔仁大學教員履歷表所列的德籍教員有十名，其中兼有行政職務者有七人，列名於後：
雷冕 教務主任
李士嘉 數學組組長及物理學組組長
卜樂天 化學系主任
嚴池 理學院院長暨數學系主任
豐浮露 哲學心理系主任暨哲學組組長
葛爾慈 哲學心理系心理學組組長
謝禮士 圖書館主任
以及司徒資、艾克、吳保黎等三人。

民國廿七年的「職員履歷一覽表」中有德籍十二人，與抗戰前的民國廿六年相比，少去司徒資，而增加會計課課長商樹勤與庶務課課長克禮和。 民國廿九年的職員一覽表顯示約有廿五名德籍人士在輔仁大學服務， 民國三十年的教員一覽表之中，有三十二位德籍人士，其中於抗戰之後，民國廿六年任職者一位，廿七年任職者五位，廿八年任職者六位，廿九年任職者九位，三十年任職者二位，顯示抗戰期間任用的德籍教員比例頗高，其中雷冕、吳彬雅、嚴池、李士嘉、歐思德、卜樂天、葛爾慈等兼行政職務。

民國三十一年的德籍教員有三十二人，其中廿七人不支薪。 不支薪者多為聖言會修士與聖神婢女傳教會的修女。

民國三十三年度，有德籍教職員五十二人，其中有教職者三十八人，至於其他國籍的學者，計有日本十二人，愛爾蘭一人，瑞士一人，義大利一人，法國一人，而愛爾蘭與法國教 師僅 教授英文與法文。

抗戰期間，輔仁大學在教廷與聖言會的協助下，可以任用大批德籍人士，以維護學校。與輔仁大學同在北平的教會學校燕京大學，在蘆溝橋事變後，利用美國關係，勉強維持一時。然而一九四一年（民國三十年）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於事件發生後數小時，北平的日本軍憲即馳赴燕京大學，佔據校園，驅逐師生，並將美籍教職員送往集中營。 民國三十年底以後，北平猶能不被日本管理或封閉的大學，僅存輔仁大學，但是校園中已無美籍教員。

（三）招收學生
輔仁大學在抗戰時期仍然增加學系與招收女生，所以學生增加的速度頗快。從下列資料可以顯示學生數目的成長：
民國十八年 原有學生 44 人 考收新生 70 人 退學與休學 19 人
民國十九年 原有學生 88 人 考收新生 201 人 退學與休學 27 人
民國二十年 本科生 679 人 專修科生 12 人
民國廿六年 學生 810 人（註冊 583 人）
民國三十一年 男學生 1368 人
女學生 899 人 共計 2267 人
民國三十三年 文學院 1097 人
理學院 363 人
教育學院 345 人
理科研究所 49 人 共計 1854 人

這些抗戰時期增加的學生，許多是為了取得國民政府承認的歷而來。民國三十一年的學生學費為 80 元，雜費為 10 元； 而民國三十二年四月所作的學生生活調查表，平均每個學生每月支出 50.1 元。 在當時輔仁的學雜費比起一些偽校不收費而言是偏高，但是師資與課程優良，仍具吸引力。學生是學校發展的動力，而輔仁大學在抗戰時期的學生數目相當穩定而成長。

六、結論
以往關於輔仁大學於抗戰時期的著作很少，因為淪陷地區的教育資料保存較少，加以學校的檔案資料取得不便，難見相關的完整著作。近年來，各著名學校紛紛著手於校史的研究，召開校史的討論會，以學術的觀點著手著述，保存學校的歷史。輔仁大學這次舉辦的「校史論壇」正符合這股潮流，而且由兩岸的校友共同努力，尤其具有特色。這次藉由「校史論壇」提出「陳垣與抗戰時期的輔仁大學」，是想推崇當時學校的教育工作者的貢獻，彰顯輔仁大學的特質，而陳垣校長與北平輔仁大學本來就是一體，他在抗戰時期堅持愛國教育的理念以輔仁大學抗拒日偽政權的作為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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