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斌

　　我的一生與宗教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回憶我是如何與宗教發生關係，必須從我的幼年說起。

　　我生長在黑龍江省蘭西縣的一個小村落裏，我的祖父是一名中醫，父親是莊稼人，從事耕作，鄉村的勞力缺乏，於是我就在家中幫忙，因為我自小個子就高大，家人說我放豬一定極為威風，所以趕豬去吃草成了我工作，東北地方稱管豬的小孩叫「豬倌」，我這一生在中國沒有做過官，「豬倌」是例外的一次，至於在國外，教廷裏除了教宗外，還有一百多位主教，相當於王儲的地位，這又另當別論了。
　　

　　我六歲喪父，七歲喪母，喪失雙親的悲痛，使我早熟懂事，當我九歲那年，祖公認為我在農地中打滾不是辦法，便將我與比我大一歲的小叔一齊送進蘭西縣初等小學讀書。我因不習慣初小的教學方式，讀了一年，回到私塾中接受傳統的中國教育，每天隨老先生讀四書五經，聽古訓，學古禮，私塾的先生教書嚴格，逼得我非用功不可，在私塾讀書的這兩年，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我都在不知不覺中吸收了，自覺獲益甚多，至今受用不盡。

　　十四歲那年，我們全家遷到黑龍江北部的海倫縣海北鎮，這是一個大鎮，對祖父的事業很有幫助。同時，海北鎮的居民幾乎全都是天主教友，大家信仰虔誠，心地清澄，不但使地方呈現一片祥和，也因彼此的精神寄託一致，所以還團結起來，共同對付外來的土匪，共同維護地方的安寧。我們搬到這兒，立即領受到這股互助友愛的氣氛，祖父更進一步的了解天主教的教義是如此的真摯深切，他首先受洗，接著我的祖母及小叔們和我也紛紛受了洗。

　　這時，我已進入當地的小學讀書，很想學商，但學校的先生告訴我，此地很需要小學教員，為將來出路打算，不如到師範學校讀書，於是，我又去縣立中學做準備。十六歲那年，我和許多同學結伴到省城投考省立第一師範學校。

　　省城離我們住的地方很遠，我們坐了幾天火車趕到省城，已過了招生考試的時間，使我們失去投考的機會，師範學校的負責人見我們老遠的趕去，身上帶的錢也不多，他同情我們求學心切，恰巧錄取的新生報到後還有缺，所以答應給我們考一次，在這一百多人的考試中，我考了第一名，達成進入師範學校讀書的心願。

　　師範學校畢業，我遇到了幾乎可說是改變我一生的大事，也可以說，這是我踏入宗教界的第一步。

　　那一年，正逢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爆發，本來我打算投考北京大學正準備功課，忽然聽到這個消息，全校同學都感到十分激憤，黑龍江本是個文化落後的地方，面臨如此震驚人心的大事，也不甘沉默，黑龍江各學校學生各派代表集會討論如何響應此一大事。我們學校也派了兩位代表，一位是我，另一位吳煥章，他也是現任的國大代表，我們兩人，我是大個小，他是小個子，一大一小，很受注意。

　　也許，個子高的人，天生就受人注目，當我們集會之後，組成各校學生代表團，我竟然被推選為團長，我無法推辭，只有答應。

　　接著，我們在齊齊哈爾的望江樓的廣場誓師，我是團長，被大家推上台致詞，然後我們準備出發到各地遊行，我知道大家的心情都很激動，擔心萬一發生事情，一發不可收拾，所以，我以十分懇切的態度向同學們建議：「同學們愛國是可敬可喜的行為，不過，我認為如果我們因為愛國而荒廢或是放棄了學業，等於是一種自殺的行為，我主張，愛國不忘讀書，讀書不忘愛國，我們的遊行不妨改在星期天舉行。如果大家贊成我的看法，我願意為大家服務，擔任團長。」

　　我這番話，訴之以理，同學們都很服氣，事情就這麼決定了。但是，學校的老師們還是很不放心，因為齊齊哈爾的日本商店很多，怕我們遊行示威，發生衝突，造成流血事件，我們一再保證，同時還請訓導人員隨著隊伍一塊走。至於遊行喊的口號，事先亦安排妥當，絕不隨便喊。

　　星期日來臨，遊行開始了，共有五千多人參加，還有鼓號樂隊助陣，場面很浩蕩。我是團長，走在最前面，沒有人不看到我的，加上我又主張以理服人，使很多人對我有了深刻的印象。

　　因為成為當時的風頭人物，沒有想到反而帶給我困擾，據說，省城裏有關的人士認為我這高個子是禍首，考慮要抓我，這消息被我的一些長輩聽到了，特別好心來告訴我，這使我十分灰心，沒有想到會引起誤會，於是，我決定學期結束後立刻回家，這才開始我與宗教的第一步。

　　回到家，與神父商量，我想進修道院做修道士，將全心奉獻給天主，我的這種想法，在家中引起很大的風波，因為我在家中是獨子，父母早亡，如我從事修道工作，不能結婚，豈不絕後？家中的人沒有不反對的，這時，我的祖母出來說話了，她說：他這種做法，是為人類，為國家獻身，這樣的選擇，是何等的大事，豈可阻擋，阻擋了會遭天怒，家中的人都很尊重祖母的意見，我終於進入吉林省城，天主教立的神羅修道院進修，一方面自己學習，一方面幫先生教教弟兄們。當時，有一位神父教我拉丁文，我學得很快，一年半已經將圖書室裏所有的拉丁文的書全部讀了，神父十分驚訝，連說：「這裏已容不下你了。」於是，修道院的主教決定把我送到上海震旦大學教書，使我更上層樓。

　　上海是繁華的大都市，與北方完全不同。我進入震旦大學預科，選讀法文，讀了一年，全部功課都及格。我再回到吉林，主教說你的程度太高，別的弟兄都跟不上，不如送你到羅馬深造。一九二四年，在教會的協助下，我進入羅馬的神學院攻讀哲學、神學。

　　在這裏，我要順便提一個小故事。我讀初中時，因我的名字是單名，為了便於稱呼，我給自己取了一個號：「冠五」，意為五大洲之冠，這是當時年輕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後來見到國人受日本人欺侮，十分氣憤，另取一個號：「希岳」，即希望效法岳飛的精神，拯救國家，等我完全獻身天主之後，我祈求祂賜我智慧，為人類貢獻自己一切的能力，記得耶穌有一位長兄自稱是「跑龍套」的「若翰洗者」，他以自己為曠野的呼聲，為救世主開路、修路。他的這種奉獻自己不為人知的無名精神，深深感動了我，我決定將自己的號改為：「野聲」，繼續實現如若翰般的理想，並以此為職志，永不改變。

　　這三、四年中，中國的天主教會存在著兩個問題，幸已獲得解決。

　　一是民眾們對傳教士，或可說是對於宗教，有一種誤會，常把信教的人當做「二毛子」，認為他們不愛國。面對這種誤解，我決心以事實證明，記得在抗戰時，我組織了全國的天主教教友，到前線、在後方，為戰士們服務，我還運用天主教教友的力量，奔走世界各地演講，為祖國捐募、籌款。可以說，我們雖不曾拿著槍桿打使，但我們也等於是一名「戰士」，為國家的奮戰出生入死。

　　二是不少人以為信教之後，就遺棄了中國文化，完全西化了。我認為，這是他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不夠深，才有這種不成熟的想法。因為，中國文化裏，有許多的道理與天主教的教義是相同的。譬如說：天主教鼓勵人信奉天主，以此為心目中的神，是精神所寄；而中國文化中，我們的祖先也有信「天」的，認為天地萬物間，有一定的天理，因此，多年來，我一直試著將這兩種相同之處融合在一起。像：每一年春節時，我總率領天主教教友們祭天祭祖，這是我們愛護，並感中華文化發揚光大的表現。如今，已有許多不是天主教教友的人，感動之餘也參加了。近年我又擔任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的副會長，這是極有意義的工作，今後，我要在這方面做更多的提倡工作。

　　回憶已逝去的歲月，我有過不少機會可以做官，但我都放棄了，朋友們常感到詫異，認為我是個不可思議的人。其實，當我踏入宗教界後，我已下定決心將這一生完全獻給我所熱愛的天主、人類，和祖國，為了保持我內心的專誠，我寧願以出世精神，做入世工作。我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我只記得我曾經擁有許多別人不曾擁有的經歷。

（中國時報，民國六十七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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