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仁大學歷史系教授　王芝芝

　　負責天主教史料中心的陳方中教授，為紀念于樞機百歲冥誕，以短短一年的時間，嘔血力作，完成了二十萬字的《于斌樞機傳》。陳教授秉持歷史專業，運用大量史料以簡明有力的文筆，直書無諱地交待了于樞機的一生經歷，又在書的最末二章精闢地剖析了于樞機的思想。這是一本難能可貴的傳記，文筆生動，讀之不忍釋手；就學術而言，也是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教會史研究上極具價值的作品。

　　
　　我對于樞機的認識堪稱淺薄。最初是常聽一位可敬的東北籍師長，談起他那「東北老鄉于斌，人長得俊，有想法，又能做事。」就讀輔大歷史研究所時，每次見到身材高大、儀表堂堂的于校長，由兩位神職隨侍攙扶著出入於四樓的校長室，我心中常納悶著，校長的腳是怎麼了？如今讀了陳教授的大作，才知道于校長當時正承受著丹毒之苦。我一生與于校長的正面接觸也只有一次，那是我畢業後留校服務的第三年，有幸獲得國家科學發展委員會的獎助，準備出國進修。由於學校尚無「留職留薪進修」的先例，我在經濟方面又有家累的困難，遇到嚴重的挫折。在那個權威的時代裡，年輕氣盛的我，不甘受挫，竟然決定挺而走險，冒犯學校行政大忌，越級向校長直接求助。那一天我懷著驚慌的心情進入校長室，但見校長身著黑色長袍含笑端坐，胸前掛著金質的十字架。他的聲音宏亮又親切，問完我求見的原委後，便在我的簽呈簽了「准予留職留薪」，還提醒我一些在外求學該注意的事宜。於是我就在撥雲見日的歡愉中，走出校長室，體驗到傳聞中于校長提攜學子的真實面。儘管事後文學院院長高思謙神父，以不符行政作業程序，修改了校長「留職留薪」的批示。但是，我的心感恩至今，每逢走過文學院舊大樓仰望四樓的校長室舊址，或是俯視研究室窗外校長的陵寢，我都會告訴自己，一生都要為輔仁做事。

　　二十世紀是充滿天災戰禍的時代，也是一個多變的時代，新舊傳承快速地更替，駐驆在歐洲義大利的羅馬教宗，在履行其領導聖教會的傳統職權時，必須考慮到教會現代化的必要性，1962年舉行第二次梵諦岡大公會議便是一證明。然而教會應該如何變才不致離開其傳統太遠呢？傳統上以歐洲為中心的教會，面對二十世紀這個全球化的時代，又應當如何尊重非歐洲地區的本土文化？本土化教會是否會帶來教會的分歧？分歧了教會是否能繼續接受教宗「定於一尊」的領導觀念？

　　在諸多不確定中，教會的領導階級最能肯定的一點是身為牧靈者，教友是他們永遠的責任。因此，教會提出牧者不離羊群的看法，做出許多教外人士未必能認同的決定，例如：二次大戰期間，力戒教士涉入政治，又與日本軍國主義者、納粹政權及法西斯政權保持和諧曖昧關係；冷戰期間，不公開地抗拒無神論的共產政權，規定共產佔領區教士不得離開教區等。這整個保護教友的方向，嚴格說來都不算錯，但是也絕非完美。只是許多神職人員便因此接受了比他人更艱鉅的靈修考驗。

　　于樞機愛天主也愛中國，他以顛簸的一生，印證了二十世紀天主教會這一段苦難。一九七八年，八月十六日，他追隨熱衷自由改革的教宗若望二十三世之後，遽然病逝，結束了屬於他們的一段奮鬥。二十多年後的今天，蘇聯為首反宗教的共產政權紛紛瓦解；美國的霸權隨著日漸沈淪的經濟而搖蕩；自覺性高昂的第三世界裡，以暴力稱霸的梟雄比比皆是。在面對物慾橫流是非顛倒的後現代社會，讓我們在追禱這位中國近代天主教史上的偉大人物之時，也祈求天主憐憫我等，引導我們的聖教會成功地走出一條人類救贖的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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