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樞機主教
輔仁大學董事長
單國璽

　　于公野聲樞機主教洗名保祿，綜觀他的一生，確實很像他的洗名，外邦宗徒聖保祿。耶穌在異像中，指著保祿向阿納尼雅說：「這人是我特選的器皿，為把我的名字帶到外邦人、君王……前。因為我要指示他，為我的名字該受多大的苦！」〈宗徒大事錄或使徒行傳，九章15-16節〉這幾句話用在于樞機身上也非常恰當。

一、特選之器
　　于樞機被選的心路歷程，和聖保祿的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保祿在皈依耶穌之前名叫掃祿，是一位狂熱的猶太教徒。他天資聰穎，曾離鄉背井，負笈耶路撒冷，在當時極負盛名的加瑪里耳經師門下受業。掃祿心懷大志，並且熱誠過人，曾以捍衛猶太教傳統為己任，他認為耶穌所建立的教會是邪門左道，決定先將其消滅而後快，為此，他「向主的門徒口吐恐嚇和兇殺之氣……。」（同上九章1-2節）然而，當他皈依耶穌之後，將掃祿之名改為保祿，便全心為耶穌效忠，至死不渝。他為向外邦人傳福音，上山下海，受盡千辛萬苦，最後為基督捨身殉道。

　　十九世紀以後，中華保祿于樞機主教也經過了幾乎同樣的歷程。于公生於非天主教的家庭，十四歲纔受洗入教。他熱愛祖國，自小懷有大志，曾為自己取號「冠五」，立志要成為頂天立地冠蓋全球五大洲之出類拔萃的人物。他聰穎過人，求學時代，就是同學的領袖。「五四運動」時，他組織了許多活動，目睹日本侵華暴行，便怒髮衝冠，改號「希岳」，想效法岳飛忠勇報國，驅逐日寇，收復舊山河。但當天主召叫他，要他成為傳福音於中華的「特選之器」時，他也如同保祿一樣，義無反顧地追隨了耶穌，拋棄了在世俗中的錦繡前程，甘願做天主的一個無名小卒，為基督開道，為福音吶喊，因此他取了洗者若翰的別號「曠野呼聲」之簡稱「野聲」為自己終生的別號，以明榮主傳福音之職志。于樞機親自告訴我們，在他決志追隨耶穌的時候：「我已下定決心，將這一生完全奉獻給熱愛的天主、人類和祖國。為了保持我內心的專誠，我寧願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工作。我從不後悔自己的選擇。」〈夏麗蓮、于德蘭合編，《典型常在》，頁一二〉

　　于樞機雖然和聖保祿都是天主「特選之器」，有許多共同點，但也有一些不同的地方。最大的不同，是他們二人的身材和儀表。從保祿的書信中，可以看出他的身材平庸，其貌不揚，他寫道：「我保祿，就是那在你們中面對面時就謙卑……。」（格林多後書十章1節）他又引用那些反對他的人的話，寫道：「他的書信的確嚴厲而又強硬，但他本人在時卻軟弱無能，言語又空洞可輕。」〈同上章10節﹞于樞機卻自幼身材魁梧，聲如洪鐘，儀表非凡，即便站在一般歐美人士中間，也是鶴立雞群。在南京的時代，曾被國府大員、外交使節、國會同仁以及社會名流等譽為「中國美男子」。原來國人非常重視儀表。于樞機也善用他的儀表、修養、學識、口才等天賜特恩，光榮天主，弘揚福音。

二、中華保祿
　　外邦宗徒聖保祿的被選，是為將基督的名字和福音「帶到外邦人、君主……前。」于樞機的被選可以說，是為把耶穌的名字和福音帶給整個中華民族。為了解釋于樞機這項特殊使命的意義，我們必須先簡略回顧一下我國近代的歷史與國情。滿清入關，經過了康熙、乾隆盛世之後，國勢日衰，鴉片戰爭一役（一八四○），大清帝國之昏庸無能已暴露無遺。此後列強便乘隙而入，紛紛威脅利誘，訂立不平等條約，造成割地賠款、強制開埠通商、劃定租界、喪失治外法權等奇恥大辱。光緒廿六年（一九○○），義和拳事件引發了八國聯軍入侵，達了列強在我國擴充勢力的頂點，從此大清帝國名存實亡。數年之後，愛國志士，武昌起義，推翻滿清，建立民國。

　　我們也須要簡略地回顧一下我國地方教會當時的情況。那時國內尚未成立聖統制，劃分了許多傳教區，委託不同修會管理，主教、會長等重要職位均由外籍會士出任。大多數傳教士皆充滿傳教救人的熱忱，吃苦耐勞，甚至冒著生命的危險，為窮鄉僻壤的貧苦民眾服務。但是，鴉片戰爭以後，也有少數傳教士受到當時歐洲盛行的殖民主義之風氣的感染，便不自覺帶有一些白種人的優越感，連自己同一修會的本地弟兄姐妹都遭歧視，更不重視一般國人的尊嚴與感受以及我國的文化與傳統。尤有甚者，極少數幾個外籍會士，缺乏基督精神及教會意識，把其本國利益置於教會公益之上。因此使教會招致許多非議，使傳福音工作增了許多障礙。

　　「禮儀之爭」以後，我國知識份子、政府官員和上流社會，都認為天主教是外來宗教，不尊重我國固有文化及傳統。在鴉片戰爭及八國聯軍入侵之後，更認為外國傳教士是帝國主義的先鋒，本國教徒則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或「二毛子」。

　　于公就在上述國人普遍仇視天主教的氣氛中誕生成長的。在他接受天主的召叫，追隨基督修道之後，漸漸了解自己負有二大特殊使命：（一）洗刷國人認為天主教不愛國的誤解；（二）消除國人誤認接受天主教信仰，就要數典忘祖、揚棄固有文化傳統的成見。于樞機的抗日救國、反共抗俄、倡導敬天祭祖、成立中國天主教文化協進會、在台重建輔仁大學、重視宗教交談、實行大公主義、選送青年出國留學、參加國民大會、廣交政黨領袖、重視媒體傳播、晉接各國領袖、甚至參加酒會、飯局等與社會名流應酬活動，都是為滿全他所肩負的上述二項特殊使命。這兩項特殊使命是了解于樞機生平言行及其志業的鎖鑰，也是評鑑一切對于樞機的批評是否正確的標準。

三、十字苦路
　　聖保祿被選為外邦宗徒時，耶穌就指著他說：「我要指示他，為我的名該受多大的苦。」（宗徒大事錄九章16節）這句話放在中華保祿│于樞機身上，也是很恰當的。在他尚未成年時，就受了逾於常人的磨練。他六歲喪父，七歲喪母，在農村做過放豬的小孩、店舖小弟。「五四運動」時，在齊齊哈爾被學生們公推為學運領袖，但省城有關人士卻認為他是罪魁禍首，想要通緝他。他是天主「特選之器」。為成就大事，必須先受磨練，正如孟子所說：「故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于公在羅馬學成歸國之後，便展開了他傳福音於中華民族的特殊使命。最初三年尚稱順利，但當他受命為首都南京主教後，不久便發生七七事變，展開了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從此于主教便席不暇暖地奔波前線慰問抗日戰士，到後方照顧傷患難民；在國內各地宣導抗日，組織天主教救護隊；遠赴國外奔走宣揚日本侵華暴行，並為政府請求外援，充分顯現了天主教愛國的赤誠，深獲政府及民眾的敬仰與稱讚，洗刷了天主教徒不愛國的惡名。但是侵華日軍卻視于公為抗日勁敵，曾重金懸賞他的首級。

　　八年抗戰剛剛結束，國共內戰又起。不久中共佔據大陸，建立政權。新政權迫害教會無所不用其極，又加給于公特殊戰犯的罪名。于公深恐自己留在國內，會給新政權製造迫害教會更多的藉口，因此忍痛流亡國外。但教會內少數不認識大陸情勢的人士，曾批評于公臨陣脫逃，棄守牧職。教廷那時也希望主教們能留守自己的教區，照顧群羊，對于公的滯留國外，自然表示不滿。于公這時在國內是特級戰犯，在教廷是棄守群羊而逃走的牧人。這種處境，為熱愛祖國和終生為教會奉獻的于公，情何以堪，這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時期。
教宗若望廿三就職以後，整個教會有了一番新的氣象，于公又被教廷重用，旋即被任命為輔仁大學在台灣復校的負責人及首任校長。于公來台定居之後，便不遺餘力地推行愛國及宣揚中華文化的二項特殊傳福音使命。因此，移轉了國人對天主教不實的評論，但卻為他個人招致了一些誤解，甚至非議。

　　于樞機的崇高人格，猶如高山和深海，高不可攀，深不可測。我只提出了他和他洗名外邦宗徒聖保祿一些相似的地方。至於有關他多彩多姿的一生、虔誠的宗教信仰、淵博的學識、豐功偉業、對國家及對教會的貢獻，這本傳記會給讀者一個比較詳細的描述。

　　于樞機晚年住在台北市敦化南路四五一巷一號，那時我則住在同巷八號光啟社內。晚上有時拜訪于公，曾數次建議他講述自己的生平，讓我用錄音機錄下，以便做為傳記資料。一方面于公非常謙虛，不願表揚自己，另一方面忙碌了一天，晚上有些疲倦，不願多談太嚴肅的東西。此一計劃未能成功，雖然有些可惜，但多年追隨于公，輔佐于公辦理輔仁大學在台復校事宜，曾任輔大主任秘書、董事會秘書、校史室主任等職的龔士榮神父，對蒐集于公史料極為細心，片紙隻字均善加保存整理，並全力協助有深厚史學素養的陳方中教授編輯《于斌樞機傳》。此傳現已定稿，將於于樞機百歲冥誕以前出版。龔神父來函要我寫一篇序文，謹以此序略表我對于樞機的敬仰。

單國璽
序於高雄牧廬
主曆二○○一年三月一日

〈全文轉引自《于斌樞機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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