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我與單樞機並不太熟悉。第一次與樞機有比較親近的談話是在一九九七年秋天，那時他還未被擢升為樞機，在耕莘醫院檢查身體；家中的一位長輩也在耕莘住院，他就近前往探視，那時我父親和我都在病房中，父親和樞機介紹，說我正在寫中國天主教史的博士論文，樞機問說《見證》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是我寫的，那時見證在一九九七年八月出了「中國傳教史專輯」，我把未完成的博士論文中的一部份拿去發表。我答說是，心中感到很驚訝，樞機竟然會注意到那篇小文章。樞機沒說寫得好不好，只說很有意思，我也沒敢再問他。以後我才知道樞機本來有意成為耶穌會的中國教會史學者，但他服從了長上的命令，從學術轉向靈修。

　或許是樞機對中國天主教歷史的瞭解與熱愛，遂使他特別注意中國天主教史在輔大校園中的研究工作，日後在校園中幾次相關的研討會中都可看到他的身影。他為《于斌樞機傳》所寫的序，也充滿了史學家的關懷，他很清晰的洞徹了于斌樞機的時代背景，他進入于樞機的內心深處，描述于斌樞機的兩大特殊使命：「（一）洗刷國人認為天主教不愛國的誤解。（二）消除國人誤認接受天主教信仰，就要數典忘祖，揚棄固有文化傳統的成見。」這固然是于斌樞機的思想，但未嘗不也是單樞機內心深處的願望。「興教建國」這四個字是這兩位樞機思想的內在聯繫，也是他們面對社會及文化的解答。

　另一方面，單樞機是一位耶穌會士，一九五○年代耶穌會士在上海與中共的對抗，是現代中國天主教史上最壯麗的史詩；他們唱著「起來！起來！公教青年…」及「我們是基督大君王的衛隊」的進行曲，多少愛國的公教青年犧牲在這歷史洪流中，單樞機沒有親身參與這悲壯的史詩，他當時是耶穌會撤往海外唸書的修士，但每當消息傳來，他的心情必定與他們緊緊相連。當他日後在彰化靜山與來自上海的鄭爵銘神父相遇時，鄭爵銘神父教導青年們的「興教建國」，是那麼契合於單樞機的內心，遂使他扶助了基督服務團的成立，也使他無論日後從事何種工作，這樣的信念都是他行動的基礎。

　我不是基督服務團的團員，用興教建國這四個字來形容單樞機似乎是僭越了，但我看到了于斌樞機、鄭爵銘神父與單樞機精神上的相通，感受那個時代延續至今的思想，在中國天主教歷史發展的脈絡上，單樞機在興教建國的思想上，已經有了一個承先啟後的位置。

　在單樞機的思維中，興教與建國是分不開的，他說：「我們願國家達到理想的境界，和基督所提的神國不但沒有衝突，而是使其更上一層樓。做『興教』的工作實際上便是『建國』最基本的一步。」「我們要把福音傳給大眾，在世上讓天主的國實現，讓正義、仁愛、和平充滿世界，讓更多的人接受信仰，更多的人實行愛德。因此我們應特別注意如何去排除社會的精神污染，以及如何去提高精神道德生活等問題。」他自己正是努力實行他所說的這些目標。

　必須為單樞機澄清一點，在目前的臺灣社會中，他所提倡的「建國」是超越政治的。雖然于斌樞機和鄭爵銘神父都有組織天主教黨或社團的想法，但單樞機的思維並不在此，他擴大興教範圍於社會結構的改良及價值觀的確立。在維護生命的前提下，他贊成廢除死刑，反對給予墮胎更多自由的優生保健法。他寫文章投書給一般的報社，也聯絡民意代表闡述理念。他在反對戰爭的原則下，撰文抨擊美國進軍伊拉克，雖然他也強烈反對恐怖主義。

　他的想法超越政治，不過他並不避談政治。還記得前一陣子北高市議員選舉，他就公開在善導報上推薦高雄市議員候選人，而在推薦者中，當選的教友也的確不負大家的期待。狄剛總主教非常推崇單樞機「敏於時代訊號」，的確在這一點上，他非常敏銳的感受信仰在社會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因此他看的是政府政策、文化發展、生活倫理、家庭關係，而這些都是超越政黨傾向，以及目前狹隘的國族認同的。

　在二○○二年十二月參加「中梵外交關係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單樞機明白的說他自己是「臺灣主教」，他說：「因為我的教區是高雄，我最關心的還是高雄教區的一切乃至整個臺灣教會的發展，我的期望是在不久的未來，福音能在臺灣廣揚。」這並不是說他不關心大陸教會，但他常將臺灣教會視作他的第一優先，他說：「我從來沒有過路客的心態，更沒有怠忽我在臺灣作主教的職守。」瞭解單樞機牧職工作的人都應該知道他這句話是當之無愧的。

　從于斌樞機及鄭爵銘神父一脈相承的「興教建國」思想中，單樞機找到了在台灣教會及社會中實現這種思想的立足點。他努力的使基督的神國，能在台灣社會實現。我揣測他同樣希望基督的神國也能在海峽對岸發展，但中共沒有給他自由發聲的機會，而這必定是他內心深處的痛苦之一。

　中國現代天主教歷史上，三位與臺灣社會有深厚淵源的樞機主教，各自有其不同的時代意義。庇護十二世任命田耕莘為樞機主教，代表他對中國教會的肯定。保祿六世任命于斌樞機，代表他對自由中國教會的支持；而若望保祿二世拔擢單樞機，則代表他對臺灣教會的重視。單樞機興教建國的理想，已經得到教廷的讚許與支持，而其實踐，更有賴於臺灣教會全體的合作與動員。主佑單樞機！主佑臺灣！主佑中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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