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一般人總把天主教在十九世紀三度傳入中國，視為是鴉片戰爭的影響。典型的說法是，傳教士是乘著軍艦大砲進入中國。不過就本質而言，十九世紀的傳教活動，是與鴉片戰爭沒有直接關聯的，道理很簡單，傳教活動是在鴉片戰爭以前恢復的。

　　禮儀之爭以後，雍正開始禁止天主教傳播，於是進入了所謂「禁教時期」。有人喜歡說康熙晚年禁教，不過我認為重點不是某些諭旨中禁教的話語，重點是實際上康熙並未採取禁教的完全措施，他只是命令不願「領票」的傳教士離開。這個禁教時期歷經雍正、乾隆、嘉慶、道光，嚴格來說，到咸豐十年才完全結束。此前，因為鴉片戰爭，中英訂定了南京條約：法國不甘示弱，也在道光二十四年和中國簽訂了「黃埔條約」，以及其後要求道光皇帝降下諭旨，證明天主教是勸人為善的好宗教，並非左道邪教。這是天主教與一個所謂帝國主義國家拉上線的開始。

　　但是中國政府禁教，只是傳教活動減少的其中一個因素，甚至可以說是較次要的因素，引起傳教活動減少，真正重要的因素來自歐洲，這個因素就是─法國大革命。廣義的法國大革命可從一七八九年開始說起，直到拿破崙徹底失敗的一八一四年為止。當時一些活躍的傳教團體，如遣使會及巴黎外方傳教會，都接近停止活動的狀態。耶穌會相對來說還較幸運，因為他們早在一七七三年就廢止了。法國大革命影響所及不只法國而已，全歐洲都在其風暴中，方濟各會及道明會的傳教主力雖不僅只法國，但也受到極大的影響。教廷當時也代表整個天主教會，處於一種極端困難的狀態；因此之故，一八二○年以前，全中國平均起來，各傳教團體的所有外籍傳教士總共也不過只有十位左右。在這段期間已有數倍於此的國籍神職，但他們通常只扮演助手的角色。

　　法國大革命結束以後，遣使會、耶穌會及巴黎外方教傳教會都恢復活動。十九世紀是一個與前面數世紀截然不同的年代－宗教自由，宗教容忍逐漸形成一種歐洲價值，天主教信仰不再是唯一的正統，即使是天主教信徒也認知到信仰是多元選項之一。但經過選擇後的信仰活力更大、熱忱更富，因此一八二○年後，巴黎外方傳教會逐漸增加他們派往四川的傳教士，這些傳教士在轉往雲貴、西藏、東北、高麗。在一八四○年以前，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中國的傳教士人數已有十三人，這個數字看起來不多，但已超過十七、十八世紀的任一時代；遣使會也在一八二九年開始回到中國，一八四○年前，他們的人數也已達到空前的高峰。

　　耶穌會士的確是在一八四○年以後才回到中國的，但耶穌會早在一八三○年代就開始策劃。他們的問題是已將在中國的傳教區讓給了遣使會，而遣使會當然不願將北京再交給耶穌會；另一個問題是耶穌會士當時堅守不擔任主教的誓願，因此必須等到南京主教畢學源逝世以後，與耶穌會友善的傳信部傳教士羅伯濟被教廷派任山東代牧主教，並因毗鄰的關係，署理南京教區，耶穌會才有機會進入江南傳教，而這時正是鴉片戰爭爆發以後。

　　方濟各會當時傳教規模略遜於前述三個團體，但也在一八四○年前恢復了他們的晉陜湖廣的傳教工作。既然這些團體都在一八四○年前開始了他們往中國的傳教工作，或至少開始籌劃，那當然就不能說他們是在鴉片戰爭後，乘著軍艦大砲回到中國的。

　　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承認，鴉片戰爭帶給傳教活動一定程度影響。首先是開放的口岸，傳教士開始在上海、寧波等開放給外國人的港口及其附近區域展開公開傳教活動，法國領事已可在這些港口施加其影響力，但是超出口岸影響的範圍，實際上仍是秘密傳教的。其次是傳教士也逐漸感受到其母國，尤其是法國，可在中國政府不遵守條約的情形下，做為他們向中國政府爭取權益的靠山。不過，傳教士對其母國政府的態度也不一致。因為歐洲各國政府在十九世紀，也不乏各種反天主教的措施。因此，比較公允的說法是，鴉片戰爭改變了中國與西方的關係，而在此之前已經恢復的傳教活動，也在這種新的關係中發展。

　　由此而產生了一個問題：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錯誤的概念？我認為原因有三。第一，我們對中國天主教的歷史缺乏了解；第二，我們受民族情感的影響把現象視為原因；第三，我們從未從宗教本質看傳教活動，反而過度看重政治對宗教的影響。而這三點將是未來論述的核心。

| Ba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