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首先，天主教這個外來信仰帶有異國文化因素，從教義上說，被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童貞懷孕的聖母瑪利亞，都不容易被中國人理解。從儀式上言，七天一次的彌撒，使用無人理解的拉丁文；同時不論男婦，都要和神父告解，此皆易使人產生錯誤的聯想。信友團體形成後，在日常生活型態上，與過去截然不同，經常因此而產生公共財產分割，原有婚配約定的取消，公共義務的不再參與的問題。凡此種種皆是造成民教衝突的原因。

　　其次，傳統中國文化在明清時期有相當高主體性，在天朝觀念影響下，中國人不僅有夷夏之防，同時有文化優越感，許多官紳對外來宗教的傳播，相當敏感。所以早在明末清初，就已不乏民教衝突，一六一六年發生的「南京教案」及一六六四年的「曆獄」都是顯例。再加上雍正以來一百多年的禁教，一個不被允許傳播的夷教，已經在心理上成為中國人排斥的對象。

　　中國從十九世紀後半葉起，的確遭遇西方工業強國欺凌，中國大陸的歷史學者慣用「帝國主義侵略」來形容此種情況，並且將傳教活動與此聯繫起來，認為來自歐洲的傳教士帶有帝國主義心態，同時扮演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內地馬前卒或協助者的角色。傳教士及教民的違法妄為，無法忍耐起而抵抗的中國熱血民眾，共同構成了民教衝突的畫面。不過筆者個人爬梳史料後發現，「帝國主義侵略」並非民教衝突之因，因為不論傳教士做了什麼，如何去做，在前述的背景下，一般中國人都是反對天主教傳播的。更重要的，天主教傳教士往往是在有發生民教衝突的危險時，或是在發生民教衝突後，才會聯絡其本國外交官員，希望按照條約所賦予的權利，處理其衝突事件。外國勢力的介入在單一案件是結果，並非原因。但因果循環，此次處理民教衝突的結果，會影響官府、士紳、地方百姓對傳教士及教友的態度或觀感，也成為其日後反教行動的原因。

　　在民教衝突原因的探討上，也不能說傳教活動完全沒有責任。畢竟傳教士背後有條約的保護，有時他們也將此特別凸顯出來：有些傳教士隨身帶著「奉旨傳教」的旗子；各地教堂，以萬金天主堂為例，也刻上了「奉旨」二字。消極而言，目的是證明自己合法，以與過去被禁止的形象切割。積極而言，這也可顯示其有別於一般人：西方傳教士長期和清朝政府爭論，要求可與地方政府官員直接往來；在爭議的過程中，傳教士有時故意坐著綠呢大轎、鑼鼓陣仗前往官府；另外也設法在城中要衝，建立起西方哥德式或羅馬式教堂。試想，一片平房的中國城市，突然崛起一棟三四層樓高的教堂，屋頂的十字架是多麼醒目的宣傳。反過來說，這也是對大部分反對天主教者，多麼直接的挑戰。當然傳教士也不願激起對立，因為今日反對天主教者，可能是明日的皈依者，但在直接傳教的過程中，衝突、反對或排斥是很難避免的。

　　所以誰會在這樣的環境中加入天主教？其中不乏積極思考人生意義者；在教友團體建立之後，教友們的虔誠、良善的生活都可形成吸引力；也有因驅魔成功而信仰者，時至今日，這仍是農村教友的重要來源。但是，難道沒有人是看到傳教士背後力量，然後聲稱準備皈依者？或是生活無著，期待傳教士接濟者？在傳教士寫回歐洲的報告中，他們清楚交代了望教友的動機。較謹慎的傳教士拒絕了部分有問題的皈依者，但更多傳教士則將之納入望教體系中，期待在過程中予以規範轉化。傳教士的人數無論如何比不上皈依者的增長，通常是派遣傳教先生前往各望教友據點駐紮，而傳教先生素質良莠不齊，不一定能掌握望教友的品質。當然有的神職人員自己也缺乏判斷力，有時在事理未明的情況下，加入了不該涉入的地方訴訟。於是也成了民教衝突的原因。

　　這一類「弱勢」皈依者，通常不是文獻中的惡霸莠民，試想他們既然是弱勢，自然也缺乏發言權。要從文獻中解讀民教衝突，要先透徹了解歷史中國的社會，並不常是在一種法治平和的狀態。不過，他們也通常對信仰沒有真正的興趣，所謂皈依只是一時的權宜之計，在擺脫弱勢地位後，會留在教會中的只是少數。在傳教士樂觀的報告中，經常有數千上萬這類的皈依者，如果真按照他們的預估發展，一九○○年時的中國教會不應是七十萬人，而是七百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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