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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方中
一八三八年以後，江西浙江代牧區與湖廣代牧區劃分，交由遣使會負責傳教工作。一八四六年，江西及浙江又分成兩個獨立的代牧區，皆由遣使會負責。江西代牧區的主教或短命或頻頻更換，在位期間不長，故貢獻都有限，真正在江西長期傳教的傳教士是羅安當（Antoine Anot），但他却沒有被選為主教。羅安當於一八四三年抵達澳門，至遲在一八四五年已進入江西，從此後直到一八九三年去世為止，一直都在江西傳教。
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江西是主戰場，被禍極慘，死亡枕籍、十室九空。羅安當天真的認為太平軍是基督信仰者，初期採取了與太平軍接近的態度；必須聲明這並非當時大多數傳教士的立場，只是少數傳教士樂觀的幻想。清朝官方從頭至尾並未因此指控羅安當，似乎也不知其立場。在戰爭的中後期，大約一八五九年至一八六○年間，幾乎所有城鎮皆遭破壞，僅剩南昌和九江是安全之地，因此羅安當將各地育嬰堂中之兒童，遷往此兩地集中。
一八六○年中法北京條約簽訂後，正式開放傳教，但江西的社會秩序大概在一八六一年才逐漸恢復。由於過去在江西是非法居留，羅安當還特別前往上海，再從上海帶著國籍神父方安之重返江西。他們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在九江設立了育嬰堂，其實只是原先育嬰堂公開化而已。當他舟泊九江之時，即以「代理全權大臣」名義，致函江西巡撫毓科，請毓科在其抵達南昌之時予以接見。所謂代理全權大臣，指的是他代表法國駐華公使，具有外交身份及等級。羅安當的先遣者也已在南昌城內的筷子巷置買民宅，預備設立育嬰堂。
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底，羅安當帶著護照、條約，由方安之陪同，拜訪了毓科。出來後就有地方人士議論，稱羅安當係「二十餘年前，潛匿廟巷（按：舊天主堂地名）中被前撫吳文節公驅逐出境者也。」而羅安當要求巡撫張貼准許傳教告示，遂引發地方紳民的反對。從時間上來看，二十餘年前羅安當尚未進入江西，可能是認錯人，或時間有錯誤。
一八六二年初，一份匿名揭帖「湖南闔省公檄」開始在南昌城內外四處張貼。「湖南闔省公檄」應該只在湖南出現，怎會傳到江西？從《教務教案檔》的官方文書看，是不明人士所為。但當時參與其事的南昌士紳夏燮在其文集《中西記事》中稱，是其同宗的夏廷榘，與另一位官紳劉千潯負責其事。夏廷榘是退休的京官，劉千潯則是三品高官，當時在家休養。這張揭帖「一日夜印刷數萬張」，此時又是三年一次大考之期，生童聚集在省城準備應考，三月十七日，又有匿名揭帖，約定於三月十八日中午，拆毀教堂。次日南昌城中筷子巷、袁家井等處教會所設立之育嬰堂，進賢門外之天主堂皆被拆毀，育嬰堂中孤兒被民眾「拯救」出去，省城內外教友紛紛逃離。數日之後，城外教友家數戶亦被拆毀。
南昌士紳在此數日中蒐集到不少天主教為非作歹的物證，一是三月二十日在教堂後菜園，挖到了一批骨殖；另外夏廷榘又交給官府在教堂查出之銅管一具、血膏一塊。他們認為這些是傳教士殺害嬰孩，採生折割的證據。還好中國仵作（法醫）刑事案件經驗豐富，經蒸檢骨殖後，確定非嬰兒之骨，又因「歷年兵勇傷亡」，難保沒有無主屍骸，淺埋於菜園空地，故無庸再議。這種說法是很有學問的，如果死的是地方百姓，當然得追究名姓以及死因，說是外來兵勇就容易處理了。另外經傳教士聲明，銅管係煎煮咖啡之用，血膏則係紅葡萄酒煉成。可能是為了行祭，所製成的濃縮酒膏。
羅安當以「代理全權大臣」名義求見巡撫，自然是引起士紳不快的因素，在官方報告中亦強調傳教士此等行為的不當，不過「湖南闔省公檄」是本案件中更值得注意的目標。這件四處張貼的匿名揭帖稱天主教不敬祖先，「行教者為教父，名曰黑老爺」。又說用主教及國王屍體，煉成膏狀物，和以毒蟲製成之迷藥，製成「濂水」。凡入教者，以濂水少許和以清水，入教者飲後，心中即有一小人控制思想，「雖嚴刑苦勸，甘死不改」，且見祖先牌位、神像必發狂將其毀壞。又說教友家中不婚之貞女，是傳教士「正供，其餘婦女聽伊所欲而供之。」又說天主教有挖眼、剖心、吸精、探丸種種邪行，因此號召百姓，共同採取行動，驅殺此種異端。
由過程觀察南昌事件，很明顯是一個士紳率領，有組織及計劃的行動。夏燮的《中西記事》很幸運提供了中國官方檔案及傳教士報告之外的第三種說法，証實了夏廷榘、劉千潯等人運用「湖南闔省公檄」，營造出對外來傳教士同仇敵愾的氣氛。我們現在絕不可能相信的荒誕說法，却是當時中國群眾堅信不移的內容。所謂「夷夏之辨」固然是士紳反對天主教的原因，但更深層的原因，則是將天主教視為異端邪教；民眾的厭惡與恐懼，才是南昌事件發生的主因。
羅安當為了此事特別前往北京，經由法國公使哥士耆協助，屢向中國政府施壓，得到了南昌官辦育嬰堂做為補償。一八六三年五月，新任江西巡撫沈葆楨派人護送羅安當至南昌，到了南昌城外碼頭，尚未登岸，即有便裝兵勇前來騷擾，羅安當等人急將船隻駛離。當船隻行經省城外牆時，但見萬頭鑽頭，聲喧勢眾，皆為阻其入城而來。羅安當見事不可為，乃放棄入城企圖，復返九江。羅安當終未入城，南昌城中建堂是十幾年以後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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