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1870年發生的天津事件，是在義和團運動之前，外人在華死傷最多的民教衝突事件。根據駐在天津的最高官員，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事發兩天之後的報告，他將責任歸之於天氣連日亢旱，人心不安，於是有迷拐幼童、挖眼剖心之謠言紛紛流傳，謠言稱主使者來自天津城內的教堂。崇厚的說法是避重就輕的典型官僚推詞，民間謠言稱天主教挖眼剖心，並非僅在此地，遠在台灣的萬金，也稱傳教士運死者肝臟至海外製藥，早在1863年就是引發衝突的原因。類似的謠言在十九世紀的不同時期，普遍散播在天主教初出現的地方。那是因為此前長期禁教，中國人將天主教妖魔化的結果。

　　在1865年仁愛會修女到天津來設立育嬰堂（仁慈堂），仁愛會是遣使會同一會祖聖文生所設的女修會。修女們在1868年報告過比1870年夏天更緊急的情勢，先是捻匪兵臨城下，然後發生乾旱，乾旱過後則是水災，接著大批難民擁入城中，天津城中到處是倒斃的屍首。所以1870年並不是最糟的狀況，甚至可以說「謠言紛傳」、「人心不安」一直是天津的常態，崇厚心知肚明，但沒在報告中提及的提，謠言從散播到確信為真，人心從不安到激動，其中必定有一個推波助瀾的力量。

　　不管是那種力量，1870年6月傳教士已感受到天津群眾的敵對氣氛。負責天津傳教工作的謝福音（Chevrier）說：「你想像一下，在天津所有人都說傳教士和修女殺了小孩，挖下他們的眼和心，說我們都是吃人肉的。」6月4日，群眾挖開了仁慈堂埋葬小孩的墓地，試圖從中找到傳教士挖小孩心眼的證據。然後一個從外地到天津參加五旬節的傳教員，被群眾當成拐帶幼兒的嫌犯送官。雖然沒有找到證據，但官員和群眾並不服氣，認為只是沒有確證而已。

　　接著是迷拐犯張拴和郭拐出現，從「拴」、「拐」二字即知並非真名，應是天津社會下層不通文字、不知自己身世的邊緣民。天津知府張光藻和知縣劉傑將此二人正法，理由是用藥迷拐幼童。他們二人的口供應未牽涉教堂，否則早就引發事端了，但天津人至此確認了迷拐犯的存在。6月17日，另外一名迷拐嫌犯武蘭珍被逮獲，在他的口供中，終於得到大家想要的答案：武蘭珍說他是由教堂門丁王三指使的。

　　天津地方官在民意的支持下，要求謝福音交出王三。謝福音早知事態嚴重，已向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報告其事，希望循外交管道，增加給地方官員壓力，使他們改變做法。但民意的聲浪不減反增，一直沒有直接處理此事的崇厚，也要求到天主堂中搜查，謝福音同意，時間訂於6月21日。

　　中國的刑案偵查，程序上是嚴謹、遵守證據法則的。比對嫌疑犯口供的人事時地物，可確認口供可信度。某些刑案偵查，藉由串供，可在口供中作弊，但這次不同，他們都沒進過教堂，因此人認不出來，口供所做的地形地物描繪也不正確。其他案件幾乎就可確定此件口供有問題，但官員們或許認為只是證據並未找到，出來後並向群眾公佈偵查結果。

　　謝福音和豐大業按照過去經驗，認為危機已大半解除，只要官府願派出衙役、軍隊，張貼告示，證明傳教士的清白，那就沒有太大問題。於是謝福音和教堂另一位國籍遣使會士吳神父去拜訪崇厚，距離很近，就在同一條街另外一側，距離可能沒有一百公尺。回來後立即開放大門，以取信於民眾。

　　出乎意料，衝突在大門開啟後爆發，出來觀察情形的豐大業被群眾推擠、丟擲石塊、責駡，稱傳教士和修女殺嬰。豐大業見群眾失去控制，感覺很有可能被殺，於是回到領事館中，穿上他的大禮服，掛上配槍，由他的秘書西蒙陪同，立刻衝入三口通商大臣的衙門，準備找崇厚理論。地方也不遠，就在領事館對面，領事館旁邊就是教堂，這一關鍵時間的敍述，不同文獻有一些差異。按照崇厚的報告，豐大業發瘋似的衝入衙門，數語不合即朝其射擊，未射中，崇厚避入後室，豐大業在前堂摔打什物。崇厚待其怒氣稍減，從後室走出，勸豐大業暫勿外出，因外面群眾可能對其不利。豐大業不聽，離開崇厚官衙，出門後見正在彈壓群眾的劉傑，誤以為他是群眾的帶頭者，遂開鎗射擊劉傑，未中劉傑，中其從人，群眾因而失去理性，攻擊豐大業及西蒙，兩人走不進對街的領事館，死在門口。瘋狂的群眾遂衝入天主堂中。再進入領事館，殺了兩個神父，以及在館中寄住的一對夫婦。兩個神父的屍體被剝皮、剖開，心肝被取出，然後被丟入旁邊的河中，和豐大業的屍首浸泡在一起。接下來河對岸仁慈堂的修女也不能倖免。十名修女被殺，有的還被切成碎塊。

　　崇厚的報告，將責任推給豐大業，認為他的無理性濫射，是群眾殺害外人的原因。傳教士則認為豐大業是因中國官方不約束群眾，放任情勢惡化，在已無可做為的情況下，於是對天津的最高官員做出攻擊。出現在群眾中的劉傑，當然也是群眾行動的支持者。一個劉傑跟班的口供給這種說法一些支持，他說先見教堂火起，然後豐大業在群眾中向劉傑放槍。因此時間順序上，應是群眾即將暴動，或已衝進教堂，然後豐大業乃整肅衣冠往崇厚衙門理論。或許他是被逼出衙門，才在自家門前被殺。

　　天津事件是一件典型因謠言所引發的城市地區民教衝突事件。對傳教士和教友來說，如果屠殺可以在天津發生，其他城市也可能發生。對中國官民來說，天津事件證明了外人果然是包藏禍心、無惡不做的匪徒。所以各大城市傳教士、商人們都有些風聲鶴唳的味道；另一方面，某些地方也因而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因為領事是外交人員，領事館是外國領土，天津事件也點引發中外戰爭，還好普法戰爭爆發，法方自顧不暇，中方在曾國藩奉派處理後，大事化小，逐漸平息。

　　我們一般研究民教衝突，是從總理衙門的《教務教案檔》中找材料，但在《教務教案檔》中幾乎完全找不到相關檔案。此殊堪玩味，檔案被抽掉通常是有原因的。

　　在天津事件前不到十日，南京也發生類似事件，兩江總督馬新貽動用軍隊強力鎮壓，方將禍患消於未萌。與天津官員不同，馬新貽基本上不相信傳教士殺嬰取心傳言，由此亦可反觀，天津地方官員在這件事上是有責任的。不過，馬新貽在這年8月26日遇刺身亡，是為有名的刺馬案，這又是一件可玩味之事，只是無論如何，找不出什麼相關的證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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