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義和團運動在1900年造成了中國天主教教會極大的破壞。在《拳禍記》一書中記載：「庚子之禍，被害亡者，主教五，教士三十，教民二萬。」更不用提眾多教堂被毀，教友四處避難，流離失所的慘況。但在辛丑條約簽訂後，教會處境卻與此前有極大不同；一般百姓已知道不可隨意騷擾教會，更有一些人看準了教會的特殊地位，興起參加天主教的念頭。此時一個村莊或是一大家族，集體皈依的現象，比起過去更為踴躍，1939年的教友統計數字是311萬，其中240萬是1900年以後增加的教友。

　　雷鳴遠（Vincent Lebbe,1877~1940）是比利時人，出身於虔誠天主教家庭。小時讀董文學（Jean Gabriel Perboyre）傳記，深受感動；青年時期決定棄俗修道，因對董文學的嚮往，於是加入了遣使會。他是一位時代青年，對新知識、新思想有所嚮往；他也有愈益深刻的信仰經驗，決定到中國傳道後，就不斷嘗試從福音及聖保祿的經驗中尋找答案。

　　　1901年2月，雷鳴遠修士來到中國，屬於遣使會中國北省，由北京代牧主教管轄。10月晉鐸成為神父，開始在武清縣傳教。武清縣一帶在義和團事件時，教友們在大薄甸、雙樹子兩村結寨自守，和義和團有非常激烈的戰鬥；逃難不及的教友則在路上或家中被殺，死亡眾多，即使在1901年10月，鄉間基本秩序都已回復，但不同信仰的村落及鄉民間，仍然瀰漫著不安和浮躁的氣氛。雷鳴遠在寫回歐洲的信件中，描述了天主教教友心中的痛苦，試想自己的至親、好友多半皆死於大難之中，而且這不是單獨的個案，而是眾人共同的經驗。殺死他們親友的，可能也是他們的親友，或是同村、鄰村的熟人。雷鳴遠這樣寫道：「您可想像到那時你們做母親的心情嗎？做妻子的及女孩子的心情嗎？設想那些交出這些殘骸的人就是殺人如麻的兇手本人。」

　　雷鳴遠在武清縣的小韓村勸化了三十家人皈依。他說神父們要求教友不要報復，教友們聽從了；於是外教人紛紛返家，只剩下義和團的頭目們。於是雷鳴遠將頭目的父母叫來，跟他們說：「假如他們不信教，我們再不能信任這些人，我禁止他們進入本村；但是假若全家歸化，我寬恕他們，教友也原諒他們。」一個返家心切的頭目聽到消息，大著膽子回到小韓村，公開出現在教友面前，請求教友們原諒。雷鳴遠用詩般的筆法描述了這個場景：

　　這如此感人的情景，真使人以為是在夢中。在這寂靜而酷熱的夜晚，滿天星斗而空中一部份被灌木遮的漆黑；我坐在中國長櫈上，曲臂倚在桌子上，桌上點著一支蠟燭，在恍惚的光線中，可以看見這些鄉下人粗糙的面孔，這些青年人英俊而純潔的容貌和幾個未遭殺害的孩子們。離不遠幾步，後面藏著一些女教友聽人談話，她們顫抖地比浮動暗影的燭焰還厲害；在當中俯首至地的，就是那帶給各家喪禮的人，他罪該萬死，但沒有一個動他，也沒有一個人罵他。

　　就這樣，雷鳴遠在武清縣巡迴傳教的成績很好，一年中有兩千人領洗信教。為這些望教者，他設置要理學校，這是當時相當普遍的傳教方式。要理學校通常在秋收之後開辦，因為在漫長的冬季，通常農村中沒有大事。來參加要理學校者，每日背誦要理問答，學習各種經言，並按時誦念。經過一段時間，也許是六個月，考察道理及德性後，就可決定為他們付洗。這時的雷鳴遠並未表現出太多與其他傳教士的差異，他只是更熱誠有活力而已。

　　因為傳教成績很好，1905年他被晉升為京南區總鐸，並任涿州本堂。他到涿州後卻發現情況與在武清縣不同；涿州是一個城市，氣氛與武清縣的農村不同，他在涿州所設的要理學校沒有吸引力，同時他感受到城中人對天主教懷有敵意。他思考著：為何真理必須用物質的利益吸引？為何信教者多半是村夫愚婦，缺乏領導社會的士紳？換言之，以往在鄉村主要以數量為考量的傳教方式，似乎是有問題的。而且在他到中國之初，一直有一個疑問不得其解，為什麼在中國教會內，中國人不能和歐洲人一樣，愛自己的國家？雷鳴遠很快找到了答案，他認為中國教友有兩大缺失，一是缺乏知識，另一缺失是忘記了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於是雷鳴遠將教堂中的法國國旗拿下，換上中國的龍旗。同時他也在涿州開辦小型的新式教育學校，不是以前的要理學校。當時北京的林懋德（Stanislas François Jarlin）主教並不贊成利用新式教育傳教的想法，他認為宣講福音就夠了。這可說是當時遣使會的概念，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因為在歐洲，反宗教者往往在天主教學校裏接受了完整教育。

　　雷鳴遠在涿州的時間不長，1906年9月他又被調往天津，這可是一個更多元化，人口更多的國際通商港口。雷鳴遠在天津轟轟烈烈的事蹟，是以後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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