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雷鳴遠神父是一個對其所屬時代充滿敏銳感的人，這種敏感一方面是其性格使然，另一方面來自於其靈修的深度。由於這種敏感使他隨時跟得上新事物，「報紙」就是其中一項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展露頭角的媒體。如果歐洲人已經每天利用報紙來傳播新聞，那對雷鳴遠來說，在中國當然也有其必要。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已經有不少日報，最有水準的是天津的《大公報》以及上海的《申報》。雖然報紙不少，但雷鳴遠覺得市場仍容得下另一家有水準的報紙。雷鳴遠知道報社所需資金不可能由法籍主教處獲得，於是自己返歐籌募，經過大力宣傳，在1915年10月10日，天津《益世報》開始發行。在中國報業史上，《益世報》是一個有一定地位的報紙，一般對它的評價不差，天津益世報發行直至1937年日本佔領華北地區後停刊。

　　在《益世報》發行不久之後，天津發生了「老西開事件」。

　　老西開位於天津市郊法租界旁，原是沼澤地，但隨著天津市區發展，成了法國覬覦之地。1912年天津代牧區成立，乃在老西開買地、填土、建主教座堂。又從租界中築路通往教堂。天津代牧區的法國司鐸，先與中國政府協議，請求准許將教堂建於路旁，道路歸中國政府所有；但同時又與法方協議，請其出錢築路。路旁零星土地則賣給中國商人。

　　1915年5月9日，袁世凱為推動帝制，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給予日本種特權。其他歐美列強乃隨之心動，然後化為行動。9月，法天津領事命老西開民戶，向法租界工部局納捐。天津人民聞之大譁，堅不承認，組織「維持國權國土會」抗議。其時《益世報》發行未久，也登出致法領事公開信，籲請其放棄妄想。1916年5月，租界中連接道路的橋築好，法方派出士兵巡邏，在雷鳴遠提醒下，中方派出警察設崗。法領事向杜主教抗議雷鳴遠作為，杜主教命雷鳴遠不許再就老西開問題向中國人發言。

　　然後法領事把從法租界到主教座堂的道路沿邊都插上法國國旗，又再度重申要中國居民納捐，抗議的聲音更大。雷鳴遠不能對中國人發言，乃寫信給法國駐華公使孔蒂，他以法國割讓部份剛果給德國為例，說明德國在此事上只激起了法國人的愛國心，並未得到真正的好處。而法國人在老西開一事上，已激起了中國人仇恨心。他不知孔蒂正是法、德剛果條約的簽署者，孔蒂閱信大怒，拍電報給杜主教，堅持要將雷鳴遠調離，否則將採取不利天津代牧區的措施。在遣使會北省羅視察的命令下，雷鳴遠在1916年6月24日調往正定休息。

　　天津教友聞訊聚集在主教座堂前抗議，維持國權國土會派代表見杜主教，要求將雷鳴遠調回天津。遣使會士，埃及人湯作霖（Anthony Cotta）站在中國教友這邊，領頭向法國人抗議。1916年9月，在眾人壓力下，杜主教將雷鳴遠調回天津代牧區，但將他安置在代牧區最南端的慶雲縣。湯作霖在此時也起草了給羅馬教廷的請願書，全部天津的24位神職人員，有19位在其上簽了名。這封請願書的附件中有一篇關於中國教會問題的報告，其中說到：「……中國教會的一般趨向與聖部的原旨，完全不合。聖部的旨意是叫所有教友，能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可是在這裏的園地，卻被看成是精神的殖民地。」

　　1916年10月17日，法國軍警進駐老西開，並將中國警察除去武裝。天津代牧區的機關報《中國之聲》聲言支持法國的行動。雷鳴遠感覺悲憤莫名，在天津士紳的邀請下來到滄州，在他的建議下，天津人民和法租界全面罷工罷市，並全面扺制使用法貨，租界隨即癱瘓。在強大壓力下，孔蒂公使被召回國，代理公使允許將歸還老西開土地，11月19日，被拘捕的中國警察盡數送回，老西開事件落幕。

　　同時，遣使會的羅視察去電巴黎總院，要求將雷、湯二人遣回本國，經過調查後，1917年3月，總院命令下達，調雷鳴遠至浙江嘉興，湯作霖至南美基多。雷鳴遠服從了命令，前往語言不通的嘉興。湯作霖則因具奧地利公民身份，於大戰進行中，在旅程中可能被捕，拒絕前往，於是被杜主教褫奪了神權。

老西開事件短期來看，是對中國教會正常發展的一種打擊。但長期而言，教廷藉由湯作霖及雷鳴遠的上書，繼「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後，更進一步了解了中國教會的實況，這時可說是黎明前短暫的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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