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在老西開事件結束以後，民國六年間，英斂之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名為《勸學罪言》。為什麼會寫這本小冊子，老西開事件應該有影響，但促成英斂之在一短期，也許只有一兩天，寫成並出版此書，應有其他事件的刺激。或許是因當時北京北堂的法文天主教周刊，撰有批評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等人文章，引發了英斂之義怒，於是撰文出版。《勸學罪言》發表後，引起教會內外知識分子廣大廻響，但也有外地教友讀後，來函責備英斂之言過其實，不以教會和諧為重；於是英斂之再撰「覆友人書」，將兩篇文章集合出版，這是最常見的版本，一般稱之為《勸學罪言附覆友人書》。民國十六年一月英斂之去世，民國十八年英斂之妹貞淑重印此書，刪去覆友人書中老西開事件的描述，這是我看到的版本。

　　「勸學罪言」一文近五千字。以罪言為名，就是對當時中國教會病徵的批判。病徵之一就是教會主事者，認為教友及司鐸不用讀書。認為教友不用讀書，所持理由是讀中國書無用，不能掙飯吃，不如讀外國書還能在「洋鐵路郵局，充一走卒，作一通事，則可用數十番也。」至於傳教之司鐸，也反對其讀書，理由是「吾主耶穌所選宗徒，皆為愚魯之夫，曷嘗注意文學。此後歷代大聖，……皆以熱心事主救人為事，亦未見無學問不能升天國也。」英斂之對此似是而非的論調反駁說：「……聖教列品者，固不專在學問，然何以多瑪斯、奧斯定，又有博學聖師之諡乎？」

　　他對不重學問，特別是中國學問的作法，有非常直接的批評：
　　本國人不通本國文字，何以接人，何以應事，論其效果，不過自絕於高尚社會，自屏於優秀人群而已，此等是非最易瞭解，尚何足辯。惟我中國奉教人，獨受其毒，處於不中不西夾縫中，故成此非驢非馬之種類。一言及中國學問，則鄙薄之情，竟成第二之天性。再問其西國學問，則答以中國無此語言，足以譯之。嗚呼！其然豈其然乎？公等亦知明季畢方濟、徐光啟二公，竟譯有靈言蠡勺一書乎？是書所論超性諸語，豈非世人視為微妙玄通者乎？

　　中國教會病徵之二是傳教士帶有帝國主義色彩。他問道：
　　豈不聞教宗訓示傳教者之言乎？爾輩到一國，勿將意國偕去，勿將法國偕去，勿將英德等國偕去，惟應將聖教會偕去。然吾所目見耳聞者，則法教士惟歌功頌德於法，意德等教士，惟歌功頌德於意德，甚至著書立說，惟恐人之不己從，必欲我國教民，作為彼國征服附屬之民，無不忠敬愛戴而後始快於心。更聞有荒謬者流，斥我國教民不愛彼國者，謂為相反聖教會，為謂不聽長上命。鳴呼！傳教之士，本為愛主愛人，如犧牲一切，而舍身救人。凡稍具彝良者，誰不感佩入骨。乃今以少數偏私不化之流，演出形跡，使其人竟如虎倀，使其教竟同罪藪。

　　病徵之一與二，看似各有範圍，但實際兩者相關。因為不注重學問的來源，是當地教會長上「量狹智昧」，而這位長上之所以量狹智昧，英斂之認為來自於種族偏見，修會競爭，「己之不能者，不肯讓於能，己之不足者，不肯認為缺。而對於屬下，則更施以愚民之術，樂其圓熟軟媚，而惟吾命之是從。」

　　〈覆友人駁勸學罪言〉首先是告訴這位友人，北京和上海情況不同；又言除了這位友人的反面意見外，贊成者亦復不少。然後英斂之補充了在北京、天津等地各種怪現象，例如重複領洗。原因是領洗前背誦要理問答有錢可領，故在鄉村常有領洗四五次之新教友。又例如天津，「某會士久欲組織一美好學堂於彼，敝上峯以為我之權力所在，以我可自辦學堂為詞，嚴行拒絕。彼雖千方百計，終不得達，而自己終亦不辦。」

　　英斂之指出一切問題的來源，「緣居上峯中，既非本國人，胸中每橫亘一中國野蠻之見，既屬野蠻，安有文學之可言。……我北方向來對於報館學堂，視如仇敵，百般阻遏，百般詆毀，堂中既無正當學堂，而教友有出外就學者，幾以背叛視之。」「緣其平日痛惡憎恨學堂之情，如入骨髓，眾人為積威所懾，是以不敢觸其怒也。」英斂之所指的這位教會上峯是林茂德（Stanislas François Jarlin）主教，他是當時北京代牧區的主教，而北京代牧區是遣使會的傳教區。一位中國教友雖未指名道姓，但所有教會中人都看得出來，這是直接對林主教的批評。這位中國教友的主要訴求，就是要主教允許天主教辦學。英斂之藉問友人的方式問主教：「夫此等學堂成立，於聖教會全體上，名譽上，有何妨礙？請君有以語我來。」

　　這一本小冊子不久之後就成了教會禁書，但實際上流傳甚廣，當時許多人都看過這本書，我們以後也「知道」這本書。這本書也流往教廷，透過翻譯，是日後教廷建立對中國政策的重要參考。本人在文末必須強調一點，這篇文章並不是要攻擊遣使會，他們在中國的傳教工作是很有貢獻的；他們在南北方不同的傳教區，對設立學校一事做法不同；他們來到台灣後，也設立了學校。但另一方面，英斂之描述的也是事實，《勸學罪言》描述的是民初天主教的不正常現象，而這些現象改革的時間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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