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夫至大通諭〉公佈，代表教廷要改變六十年來法國保教權，所造成不正常中國天主教教會的現狀。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以教宗代表身分來華，就是教廷意願的實際行動。剛恆毅是在1922年6月接到傳信部長的信函，要他擔任駐華宗座代表，這對他而言是一個不可想像的使命，因為他是一個藝術家，單純的教區神父，沒有外交經驗，但教廷很有智慧的選擇這一張白紙，似乎正是用來證明教廷外交不具有世俗目的。另一方面，在剛恆毅的任命與〈夫至大通諭〉公佈之間，已時隔兩年半，公佈〈夫至大通諭〉的教宗本篤十五世已經去世，派遣剛恆毅去中國的教宗是碧岳十一世。由時間的落差，仍可嗅出教廷外交的謹慎，以及法國外交的壓力。

在19 22年7月至9月間，剛恆毅閱讀了各種有關中國的文件，我們可以想像1912年馬相伯、英斂之的〈上教宗求為中國興學書〉；老西開事件後，雷鳴遠、湯作霖有關中國教會問題的報告；1920年來華考察大學教育的奧圖爾（George Barry O'toole）的報告，都是他閱讀的內容。他拜訪了相關的教廷官員，然後也到「敵國」法國小住，刺探軍情。在有了初步了解後，他在其回憶錄《在中國耕耘》中，描述了他當時的一些總結性的想法。這些想法大致可以歸納為：
1. 他的工作是純宗教性的，因為教廷的外交目的是宗教性的。
2. 教廷對於中國沒有任何帝國主義野心，也不與列強合作，最後的期望是中國歸中國人。
3. 教會雖肯定傳教士的貢獻，但以本地人擔任主教為原則。

第一點想法是給宗座代表定位。剛恆毅的身分，不是正式的外交使節，因此他當然可以義正辭嚴的說，他不帶有政治意味。但實際上他的地位和一個正式教廷外交使節並無不同，原因是教廷的外交使節在其駐在國，主要是擔任教廷與當地教會橋樑的角色，本來也沒什麼政治工作，差別可能只在於與駐在國政府接觸時的儀節及位階。從另一方面看，宗座代表因其非正式，可能有更多的彈性與便利。這是教廷對付法國反對中國與教廷建交的高招。

第二點想法是剛恆毅給其宗教外交工作定位。教廷雖然來自歐洲，與歐洲各國難免有些政治牽扯，但這時的教廷可說已取得前所未有的制高點，在以利益交換或威脅的外交場域中，歐洲各國此時已沒什麼可威脅利誘教廷的事項。所以剛恆毅可以大聲說他不與列強合作，很單純的只以教廷外交原則處理與中國政府的宗教外交事務。在此清楚的原則下，他不用與任何外國政府「合作」，也不用維護任何列強的政治利益。但剛恆毅也說：「應當對一切人保持友善，不論中國官員，不論外交使節。」這是基督友愛的原則。

第三點想法是剛恆毅來華工作的實際內容。他在教廷閱讀的資料中，使他肯定了外籍傳教士在中國教會的貢獻，使他瞭解這些傳教團體無怨無悔地在中國投注的人力物力。但他也認識到在十九、二十世紀民族主義影響下的部份外籍傳教士，視中國人為次等民族，以致遲遲不願在本地神職中選拔出眾者擔任主教，更不願在中國主教之下服務。因此他要使這些外籍傳教士認清自己的本份，「在本地聖統建立後，即束裝前往他處開拓主的新園地。」

剛恆毅以不具外交頭銜的外交人員，在1922年9月22日秘密出發，從威尼斯乘船，經檳城，於11月8日抵達香港。香港的師多敏主教（Dominicus Pozzoni）將信將疑的迎接了剛恆毅。師多敏屬米蘭外方傳教會，這個傳教團體與教廷關係緊密，師多敏又是碧岳十一世的學生，因此他給了剛恆毅不少熱誠的協助。
當時中國處於軍閥割據的狀態，1922年12月7日至11日，他由巍暢茂神父（Antoine-Pierre-Jean Fourquet）安排，拜會了廣州軍政府的兩位首長。在香港時，廣州法國領事建議，由其安排相關拜會事宜，剛恆毅婉拒。這是他抵達中國後和法國政府的第一次交手，領事的企圖是使剛恆毅的行動，仍處於法國保教權的秩序中，而剛恆毅由教會人士安排，代表教廷外交行動的自主性，隱含的意義則是對法國保教權的挑戰。

1922年12月30日他在北京與林懋德（Stanislas François Jarlin）主教及文貴賓（Jean de Vienne）輔理主教見面，這兩位都是法籍遣使會士。其中一人建議剛恆毅請法國公使為其引見黎元洪，這顯然是維護法國保教權的想法，剛恆毅拒絕，請林懋德安排覲見事宜。同一天他也拜會了法國公使及義大利公使，當提及保教權時，剛恆毅答稱他的工作是牧靈性質，只是為尋求傳揚福音而已，他不會干涉法義兩國的保教權。剛恆毅的外交辭令如此，但他用實際的行動抗拒了法國保教權干涉的企圖。

　　《恒毅》月刊中有諸多剛恆毅的言行介紹，本文不是錦上添花，只是在二十世紀初中國天主教發展的過程中，必須記上這一筆。剛恆毅到中國後所面對的諸多問題，法國保教權是其中最大的，困擾最多的，在日後剛恆毅的諸多活動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這位沒有外交經驗，但完全掌握教廷外交精髓的宗座代表，與法國政府的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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