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方中

　　在二十世紀中國天主教史的發展中，既已提及雷鳴遠、馬相伯、英斂之等人，教宗駐華代表剛恒毅應該是一個不能不提的人物。但既然是在《恆毅》月刊寫這篇文章，剛恒毅的事蹟在這篇文章中就可省略了，直接跳到教廷希望剛恆毅達成的目標之一：在華設立天主教大學。

　　大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教廷開始認真的處理在華設立大學之事。若是按照馬相伯及英斂之的建議，以北京做為新設天主教大學的地點，要如何避免當地法籍遣使會的反彈？教廷想的方法很有趣，找本篤會來主辦這所天主教大學。

　　遣使會是十七世紀以後出現的傳教修會，道明會、方濟各會、耶穌會都有類似向外福傳的性質；在十七世紀後又有所謂的「傳教會」，將修會的規矩放鬆，而以福傳為主要目的，如巴黎外方傳教會、米蘭外方傳教會等。不論是修會或是傳教會，在傳教過程中，勢必要劃分疆域，否則一定會產生指揮上的服從問題。遣使會的法籍主教，正好可用此為理由，拒絕其他傳教團體將勢力伸進北京代牧區。但本篤會不是傳教修會，而且所謂本篤會其實應該說是本篤式修院的聯合體，沒有由上而下的指揮體系，每一個本篤式修院基本上是自己獨立運作；再加上本篤會有學問的傳統，雖然本篤會士不是中世紀大學的要角，但他們與大學的發展，也脫離不了關係；而十九及二十世紀的本篤會士，經常從事教育的工作。各種條件加起來，教廷的想法是合理而聰明的。教廷更聰明之處是選擇了美國本篤會的聖文森會院，美國當時不是世界霸權，較不會涉入歐洲各國的恩怨情仇中。而聖文森會院可說是美國各本篤修院的母院，所有美國的本篤修院都與聖文森會院有各種淵源，容易得到其他本篤修院的協助。

　　1920年8月，一位美國教區神父奧圖爾（George Barry O’toole），當時也是聖文森會院的哲學教授，本篤第三會的會員，來到中國的北京。在所有資料中，都表示他是自己來到中國；但從當時的歷史背景看，奧圖爾至少應同時負有教廷交付的使命。在1920年10月，奧圖爾與英斂之見面，英斂之將1912年寄給教宗的信的複本，及一冊《勸學罪言》交給了奧圖爾。奧圖爾在中國停留一段時間後，經歐洲返回美國。在經羅馬時，晉見了教宗本篤十五，奧圖爾提出由美國本篤會在中國設立天主教大學的規劃，不久後傳信部次長畢翁地正式致本篤會聖文森會院總院長司泰萊（Aurelius Stehle）神父一份備忘錄，鼓勵其在中國籌辦大學。1922年傳信部長王老松（William von Rossum）更致函全美本篤會的聯合會議（American Cassinese Congregation），要求全美本篤會的會院合作，促成中國公教大學的成立。在此同時，教廷繼續調查中國教會的情況，有一方濟各會士也在上海與馬相伯，有類似的晤面。

　　1923年2月，教宗庇護十一世捐助十萬里拉，象徵性的作為北京公教大學的創辦經費。8月，全美本篤會修院集會，經過辯論後，勉強接受了教宗的委託。他們與教廷幾經協商後，於1924年派兩名本篤會士考察；1925年2月，司泰萊自己和奧圖爾及另三名本篤會士來華，開始正式籌辦北京公教大學。

　　1925年3月，奧圖爾以美金八萬五千元，都是美國教友的捐款，「永租」遜清載濤親王的濤貝勒府為校址。當時由司泰萊、奧圖爾授意，英斂之執筆寫成的「北京公教大學宣言」，最能代表這所大學的精神。首先說明本篤會在中國設立公教大學是最適合不過的了：「中國非尊古右文之國乎？本會於古歐及小亞西亞文字書籍等，補苴而收輯之，廣傳之，眾所知也。中國非尚農之國乎？本國亦以服田力穡，改良籽種為職志矣。再者，中國古國也，本會亦古會也；中國人民樂修持，尚淨業，琳宮梵宇，國內相望；本會雖務汲引，而尚靜修，分院而居者，幾遍歐美；」然後又說明美國本篤會沒有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今此大學初創之人，雖皆美產，但來華之意，非仿殖民，吸取人才，造成附屬品也。本會在一國，便成一國之會士，極願同志之人，同力合作，數十年後，會士為中國之會士，公教為中國之公教，大學為中國之大學，懿歟休哉，而本會之志願方告成。」期望由於公教大學之設：「宜於古者亦宜於今，宜於歐者亦宜於華，安見東太平洋與美對峙之大國，不能齊驅歐美或更駕而上之？」英斂之、馬相伯二人多年心願至此終能實現，其心頭之喜悅可想而知。

　　按照設立公教大學的步驟，1925年7月在濤貝勒府成立了預科，聘英斂之為社長。英斂之將其取名為輔仁社，或稱為國學專修科，專為教會中子弟而設，邀請陳垣、張蔚西等人前來任教。國學專修班第一期學生23人，到1926年2月增加為40人，到1926年秋季開學時，輔仁社的學生已有一百多人。籌辦公教大學既然是教宗的政策，身為教宗代表的剛恆毅當然也是不遺餘力的促成此事。民國十四年間本篤會士抵華之後，他才將這件事告知北京的林主教和富主教，「林主教和富主教，雖然心裡不樂意，卻很禮貌的招待了這位總院長及初來的本篤會士。」隨後剛恆毅又將設立大學的事通知法國公使，「他表示有點不滿，但是，仍不失君子之風，作了一個不得已的笑臉。」除了公教大學擺脫列強色彩外，剛恒毅更希望公教大學能具備中國特色；當然在課程設計上，已經相當注重此一方向，但仍然有更好的方法像中國人表示這是一座「中國」公教大學。1926年7月，比利時本篤會士Albert Gresnight來華，他是一名藝術家，由他設計建築公教大學的中國式校舍；新建好的公教大學，將是北京城整體景觀中的一部分，而不是一塊突兀的西方侵略的象徵。

　　英斂之倡導並參加了北京公教大學的全部籌備工作，但他見天父的時間到了。1927年1月英斂之因肝癌去世，長期與英斂之合作的史學名家陳垣續任輔仁社社長。他按照教育部規定，組織了大學董事會，然後呈請教育部立案。7月29日，教育部准予試辦，並改校名為輔仁大學。

　　1927年9月26日，輔仁大學大學部正式開學，當時只有文學院中文、歷史、哲學及外文四系。奧圖爾任校長，陳垣為副校長。開學典禮時教育部長劉哲，宗座代表剛恒毅均蒞臨致詞，在剛恒毅的拉丁文講詞中，可以很清楚的看出他對輔仁大學的期望：「我們以基督的情感與基督指示的友誼觀念，使你們能了解並重視愛國。我們也以真摯、赤誠的心尊重中國人民，也不願意有任何傷害中國人民的行動。……中國如同其他國家一樣，迫切地需要能幹而清廉的人，來挽救當前危機，走向順利的新生。然而，能幹而清廉的人不是由毫無意義的學生示威遊行而產生的，是理智與意志在嚴格紀律而生的。你們中真有愛國的人，應當聚精會神地沈靜辛勞，從研究中求得學識與技能，這樣，用你們的頭腦，用你們的手服務國家，貢獻給國家。在同學中有不同的信仰，應當互相尊重，互相友愛，這種禮尚往來，是中國傳統的寶貴遺產。但是，對基督的原則不得有所傷害。……」

　　當時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已燒起燎原大火，北京各學校學生的情緒浮動不安，這是剛恒毅提起學生運動的原因。另外他提到尊重及友誼，這是設立輔仁大學一貫的理想；但在日後輔仁大學的運作中，也是非常現實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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